邢丽菊：如何推进“一带一路”人文交流

人文交流一般包含人员交流、思想交流和文化交流，其目的是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认识与了解，从而塑造区域文化认同、价值认同，最后达成区域政治合法性的支持。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三大支柱之一，人文交流既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题中之义，同时也将为深化双多边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和社会根基。

其一，人文交流是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心相通的重要途径；其二，人文交流是促进中国与有关国家政治互信的重要基础；其三，人文交流是深化中国与有关国家经贸合作的重要保障。

其一，文化及宗教差异对人文交流的影响日益突出。

当前，“一带一路”沿线中东、中亚、东南亚等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以及跨国犯罪活动猖獗。某些沿线国家过于强调本土文化的独特性，对接受异质文化相当抵触，一些宗教极端势力插手其中，致使一些问题变得突出。在文明冲突已经被泛化，特别是一些别有用心的势力大肆挑拨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背景下，文化及宗教方面的隔阂已经对中国开展对外人文交流形成掣肘。

其二，政治体制的不同对人文交流的干扰日益突出。

“一带一路”沿线既有社会主义国家，又有西方政党体制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强势领导人掌权的、社会正处于转型期的国家，更有国家权力不集中及政府治理能力相对较弱的国家，还有一些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君主政体国家。这种政治体制的差异既使得一些国家担心来自中国的政治影响对其社会造成冲击，又导致中国与相关国家在具体的法律、制度、规则等方面缺乏较好的对接，增加了人文交流的工作量。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国际上竭力传播西方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把 “一带一路”倡议视为一种地缘战略，给人文交流的实践带来了挑战。

其三，经济发展不平衡对人文交流的阻碍日益突出。

与中国近年来的快速发展相比，“一带一路”沿线不少国家经济发展缓慢，经济结构相对单一。其结果是，一些沿线国家受到“中国威胁论”的影响，担心中国借助经济优势对其施加政治影响或开展经济掠夺，对与中国开展人文交流颇有忌讳；还有一些国家虽然积极性很高，但囿于人力、物力、财力，对人文交流的现实需求并不迫切。

其四，国际传播能力的不足对人文交流效果的制约日益突出。

对中国来说，国际传播能力面临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官方层面，由于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劣势，我国的国际通用型人才严重不足。二是近些年来，一些企业和个人在国外的不法行为或假冒伪劣产品被西方或事发国媒体炒作，并由此产生不小的负面影响。三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掌控了大量媒介资源，并在国际上将自身的价值观和喜好强加于人。

其二，以加强政府层面的政策沟通为主要渠道，丰富促进人文交流的对话机制。

要积极利用好现有资源平台，加强我国与沿线国家战略机制的对接联通，从国家层面为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奠定坚实的政策基础；要与沿线国家共同举办“教育交流年”、“旅游交流年”、“文化交流年”等活动，建立长期稳定的人文交流合作机制，建设好软环境平台。相关政府部门要与沿线国家政府对口单位就便利人员往来进行积极的政策磋商，探讨我国与沿线国家人员交往便利化的新举措，如逐步扩大对持中国护照的免签国家范围，简化中国籍劳务人员务工签证的申办手续等。

其四，以打造面向国际市场的文化媒体为突破口，大力发展国际文化传媒产业。

要积极借鉴非英语国家媒体走向世界的成功经验，打造中国面向世界的拳头媒体。中国的媒体要有意识地建立平等互鉴、包容尊重、命运共同的传播话语体系，将我国传统文化的和平诉求、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命运共同体理念等如实传达给沿线国家。在发展文化产业方面，要坚持政府推动、企业主体、市场主导、商业运作的模式。政府要制定并完善文化创新的相关政策，加大对文化产业的资金扶持，并构建多元合作渠道开放和整合文化资源。企业要借鉴国际文化产业成功的经验，努力培养国际专业化人才，根据市场需要来进行商业投资等运作，大幅提高跨国经营的法律意识、管理水平、文化素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