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剑：丝绸之路、地方知识与区域秩序 ——“丝绸之路”的概念、话语及其超越

一、问题的提出：欧亚互动的旧世与新时

回望过去的人类文明史，世界四大古老文明都诞生在欧亚大陆，直到大航海时代为止，欧亚大陆始终是世界历史的中心，在这片土地上，既成就着赫赫君王的帝国霸业与征服雄心，也演绎着芸芸众生的日常生计与爱恨情长。地理大发现之后，随着海洋力量的崛起，曾经始终占据历史主导的欧亚陆上力量逐渐受到压制，并在之后的殖民帝国时代被排挤到世界舞台的边缘位置，逐渐形成了以海洋、西方和外围为核心与主轴的世界体系。这种体系影响深远，它不仅形塑了大国力量格局，更深入到我们的生活实践当中，并使“丝绸之路”在长时期内成为一个极富历史感而基本上不具有未来感的词汇，它所代表的是欧亚大陆曾经的荣光。

政治地理学的视野提醒我们，不管时代如何改变，欧亚大陆将始终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角色。且不论本身就强调欧亚大陆中心地位以及陆权的英国学者麦金德等人的看法，即便是强调海权的美国学者马汉也同样敏锐地意识到了亚洲东西划分与南北运动之间存在的交织关联，他在著名的《亚洲问题及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一书中指出，亚洲在地域上分为东部和西部，而其内在的运动则是南北向的，而就相关争夺的程度和地域稳定性而言，则往往会有持续性的调整，直到新的稳定状态达成为止。在他看来，如果我们画一条南北分界线，撇开西部来思考亚洲东部的情况，实际上只会造成在具体实践中割裂一方与另一方的重要关联，而实际上，两者之间形成了一个巨大问题的有机组成部分，两者都使纷繁复杂问题中的因素得以增加。故而，必须思考一方与另一方以及双方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正是通过“中亚”这一节点，欧亚大陆东西方、南北方之间彼此互动，形成了一张具有文化与政治张力的联系网络。而与此同时，在中国广阔的内部空间下，也借助着边疆这一重要的中介性区域，联系着外域与中原间的文明与文化交流与互动，并成为认识和理解中国历史演进以及欧亚文明交往的重要视角。

正是在这张整体性的联系网络中，由于相关文献记载中对某些重要交流通道的有意无意的重复与强调，逐渐在当时及后来民众的知识空间中形成了对于欧亚之间互动所形成的历时性通道的概括与认知，在这之中，“丝绸之路”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为其中的一大标志。“丝路所经之地，许多国家和帝国之间不知发生过多少腥风血雨的战争，但是，和平往来却并未因此而中断，因为大家都懂得，这条世界贸易中最伟大最丰富多彩的大动脉是最有利可图的，是极端重要的”。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丝绸之路”在继续保持历史感的同时，正在展现出全新的未来感，而这种未来感不仅直接提升欧亚大陆在整个世界体系中的地位，而且还将在更深的层面形塑所经地区的地方知识与区域秩序。

二、作为事件、传统与名称的“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并不是一个固化而生硬的词汇，它是在历史中逐渐生成和展开的。如果从知识建构的角度分析，“丝绸之路”本身就是一个欧亚东西方交流的多种意义的集合，存在着从事件、传统到概括名称这样几个递进的层次，而在各个层次当中，又形成了各自的意义空间与指向。这些多级的意义空间与指向，从不同层面上塑造了我们头脑中的“丝绸之路”观，并以之与历史、当下和未来形成关联，而在这当中，我们也将面临一个对既有范式的回应与反思问题。

作为事件的“丝绸之路”：

从中国历史的角度来看，两汉时期是中原王朝对于边疆和域外知识需求迅速拓展的时期，正是在这个时期，西域知识与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汉朝实现国家整体利益以及对外战略的紧迫需求。从西汉建元3年（公元前138年）起一直到元鼎2年（公元前115年），受汉武帝“断匈奴右臂”之命，张骞在西域活动了二十余年，通过不懈努力，“其后岁余，骞所遣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进而完全打开了汉朝通往西域的道路，这不仅有助于汉朝在西域地缘政治力量的展开，而且还有力地拓展了当时中原对于西域的知识视野。“孝武之世，图制匈奴，患者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开玉门，通四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单于失援，由是远遁，而幕南无王庭。”到隋唐时期，东西方之间的交流更为密切。在蒙元时代，随着蒙古人在欧亚的大力征伐与蒙古世界帝国的形成，欧亚中心区域的大片地域统一在蒙古政治军事力量之下，“圣朝既平宋，经画遐迩，大都小邑，枝疏脉贯，际天所覆，犹身焉。政令之宣布，商旅之通迁，水浮陆驰，舟格梁济，荒陬僻壤，无远不达”，[]在此基础上，欧亚东西方的商贸交流进一步扩大，所交流的商品已经不再局限于丝绸，而是拓展到更为广泛多样的商品门类，如瓷器、漆器、香料、宝石等等。

作为传统的“丝绸之路”：

当然，欧亚大陆东西方之间的整个贸易商道往往并不是由一批商人全程走完的，而是分段分批进行，在各个阶段由当地不同的族群主导。以汉代时期为例，“一般来说，我们可以把沿途交易设想为三段进行：在最东方的是中国人，他们一直到达蒲昌海（罗布泊），也可能只到达敦煌；在最西部的是希腊人、叙利亚人和犹太人，他们从罗马帝国到叙利亚，从叙利亚到贵霜帝国，甚至一直到达帕米尔一段，则是波斯人；从波斯-印度边境穿过整个西域，一直到达甘肃边境的是贵霜人，在特定情况下，贵霜人可能是指粟特人”。总体而言，在不同的时期，欧亚大陆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与经济交往以沿线各族群“接力”的方式一直在进行着，并且逐渐成为维系东西方互动的一种历史传统。

随着航海大发现以及西方殖民时代的到来，丝绸之路（尤其是陆上丝绸之路）已经失去了当初的作用，其作为东西方交流通道的传统也逐渐成为历史。“侵略成性的欧洲不断派遣他们的舰队和海军陆战队，侵犯从孟加拉湾一直到日本的东方国家的海岸，而派向西域的仅仅是一些空想家、诗人和文人等等。丝绸之路——它已不复存在——此时进入了传奇故事的时代。这些传说又会把一些云游四方的骑士们吸引到那里去，以寻求新的冒险，而一些寻找新鲜趣闻的人，如考古学家、记者和旅行家，也会涌向那里”。一波波的西方探险家取代了曾经繁盛的骆驼商队，传奇与探险逐渐成为书写欧亚互动尤其是西域故事的新途径。

作为名称的“丝绸之路”：

恰恰就是在作为传统的“丝绸之路”走向没落之时，作为名称的“丝绸之路”开始凸显，并反过来又成为概括和书写之前欧亚东西方之间交流史的最重要标志。

1877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在其著作《中国》中首次使用了“丝绸之路”（德文：Seidenstrassen）的名字，并为其下了这样的定义：“指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之间，连接中国与河中地区以及中国与印度的，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西域地区交通线路”。他将丝绸之路的起始时间定在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之后，正是因为张骞的活动开辟了汉朝通往西域的通道，并进一步与外部世界有了关联。在这之后，德国学者赫尔曼（Albert Hermann）在其《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进一步阐释了“丝绸之路”的内涵，他写道：“我们应把该名称的涵义进一步拓展到通往遥远西方的叙利亚。总之，在与东方的大帝国进行贸易期间，叙利亚始终没有与它发生过直接的关系。但是……尽管叙利亚不是中国生丝的最大市场，但也是较大的市场之一。而叙利亚主要就是依靠通过内陆亚洲及伊朗的这条道路而获得生丝的”。之后为欧美学界所广泛使用。日本则从1944年（昭和19年）开始使用“丝绸之路”这一名称。这些事件本身在后来的意义被进一步认知，从而逐渐形成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传统，进而在事件与传统的基础上提出概括性的称谓。

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名称的“丝绸之路”将之前的中西交流史重新加以标记，成为西方对于从中国出发到达欧亚大陆西段的商贸事实、传统以及具体内容的一种指称。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缺少其他文明维度的观察视角，这种指称又反过来将曾经多样和丰富的欧亚东西方之间的互动与交流纳入到一种西方式的观察视野当中，并在事件、传统和名称三个维度上形成了欧洲关于“丝绸之路”的基本话语。

三、“丝绸之路”的主体性反思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李希霍芬早在19世纪下半叶就提出“丝绸之路”这一名称，之后逐渐被西方学术界所采纳并沿用，但中国学界本身却并没有直接沿用这一词汇，不但传统的中国古籍中没有这个称谓，而且直到20世纪30年代，在当时中国学者的一些重要中西交通史作品，如张星烺所编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向达所著的《中西交通史》当中，也没有使用这个词汇，直到20世纪6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之后，国内媒体与学术界才逐渐接受并使用这个名称。中国学术界最早使用“丝绸之路”这一术语的可能是夏鼐先生，他在1958年在《考古学报》第1期上发表《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一文，其中就使用了“丝绸之路”一词；此外，他于1963年发表在《考古学报》第1期上的文章《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更是多次使用了这个词汇。孙培良先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丝绸之路’一词，通常是指汉唐间我国丝绸经中亚、伊朗西运至地中海东岸各地的那条陆路交通线而言。这条陆路交通线在中途歧出若干支路，分而复合，合而复分，并不是仅仅一条路。再者，还有一条陆路交通线是沿天山山脉北麓西去，经中亚沙漠地带和东南俄草原至黑海，那也是一条丝绸之路。作为丝绸之路，在特殊情况下，它起着代替前者的作用。在较晚的时期，这一条路上甚至商旅络绎不绝，十分兴旺”。到80年代初，有学者进而认为丝绸之路早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并开始出现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提法。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对外经济和学术交流的进一步深入，这一名称的使用也更为普遍与频繁。可以说，在“丝绸之路”这一指代符号进入中国学术与社会语境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段较长的时间。

从西方学者提出“丝绸之路”概念到中国学界接受并使用这个名称之间的这段时间，并不仅仅只是由于信息的滞后性所造成的，而可以看成是西方对作为事件、传统和名称的“丝绸之路”及其相关知识的分类与定义，被处于丝绸之路历史与现实地域的中国本土所采纳的过程。也就是说，在这过程中，中国本身接受了西方对于“丝绸之路”及其所附属的历史脉络的叙述。但是，这种接受并不是没有问题的。约翰·戴维斯在反思欧洲话语对于非欧洲地区历史事件与过程的标记与概括时提醒我们：“制作知识的方式必然会影响到知识的本身——其形式与内容——而如果知识又会影响到人们的决定，那么在我们企图解释某个社会群体是如何演变成它们今日的面貌时，我们势必得去了解这群人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认识过去……在欧洲这个情境脉络中所产生出来的那种对于过去的看法，大致是由一组欧洲式的概念和想法所主宰。一般来说，我们指望我们的历史学家所推出的历史，总是要以因果关系做纪年排列，而且其中有一个逐渐发展的故事，而这似乎是一条直线时间（linear time）的观念。这些主要的因素——因与果、纪年次序、直线时间、一个故事——不一定以同样的混合形式出现在所有的历史思维中。”如果我们考察“丝绸之路”概念及相关叙述的接受过程，就会注意到，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国内在对“丝绸之路”话语的运用中，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中国本身在欧亚大陆东西方交流过程中主体作用的展现以及主体视角的凸显，而在另一方面，则在使用“丝绸之路”这一词汇的过程中往往不自觉地将之用作整个欧亚东西方交流的代名词，并将其历史范围和地域范围进一步往外拓展，从而成为涵盖整个历史时期和欧亚地域范围的概念，将这个原本具有一定时空边界的概念泛化了。应该清楚的是，“丝绸之路”这一概念本身就是在西方认识论视野下形成的对于欧亚东西方交流的一种认识，而这种认识是由欧洲概念语境下的“事件”、“传统”和“名称”所综合构成的，并在具体的叙述中相互纠结在一起，难以截然划分。而欧洲之外其他国家如日本对于“丝绸之路”这一概念的使用，一方面是对这种欧洲语境和叙述的接受和采纳，另一方面，又存在一个对这一概念进行重新定义和补充的过程，并且将欧洲“丝绸之路”话语中的“事件”、“传统”与“名称”以新的形式重新加以编织。因此，我们在梳理欧洲学者的“丝绸之路”论述的时候，必须时刻对其话语当中蕴含的知识霸权进行反思，在此基础上，才能确立起中国自身的“丝绸之路”叙述话语，进而确立起“丝绸之路”的中国主体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更为宏大和全面的关于欧亚乃至整个世界的认知框架。

四、关于边疆的地方知识：“丝绸之路”话语的重要基础

如前文所述，我们在反思既有“丝绸之路”话语的过程中，还有必要注意到其中所隐含的西方既有的“丝绸之路”研究视角。对这种视角的认知一方面固然可以节省研究精力，能够较为迅捷地确立起对于“丝绸之路”研究的认识基础，并在短期内建立起某种整体论述；但在另一方面，由于这种视角缺少其他研究主体的参与，所观察到的整体场景是不全面的、单薄的。

总体认知都是建立在对地方知识的综合掌握基础之上的，关于“丝绸之路”的认知以及整体图景的型塑都因之而成。随着当代通讯与相关研究技术的高度成熟，在对“丝绸之路”的重新关注与研究当中，离不开对历史与现实的关照，其中既关注历史时期围绕着东西方文明交流互动所呈现的丰富图景，也必将涉及到当代欧亚大陆及其内部各文明、各文化、各国之间的关系建构与维系。在这样的历史与现实语境中，我们必然会面对“丝绸之路”的地理基础问题，那就是，在中国古代王朝位于中原的政治中心与域外进行交流互动的历史语境中，当时中国的边疆区域在其中实际上扮演了东西方互动的现实中介者的角色，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决定和维系欧亚大陆东西方交流互动的关键区域。而在当代的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下，“丝绸之路”话语尤其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展开，也必然需要处理面对和认知广阔的中国边疆地区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问题，这不仅是因为边疆地区在地理层面上是丝绸之路经过的区域，而且在“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筑过程中，还必须认识到中国边疆与中国内地之间在社会、文化和现实发展等方面所存在的异同，进而更好地形成关于中国内部结构和中国—周边的系统性认知。可以说，在对沿线国家的整体性知识加以把握的基础上，了解和认识关于边疆的地方知识，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内部以及各国内部文化和民众认知层面所具有的独特性，处理好中国内部的中心-边疆结构关系以及中国-外域的国际性结构关系，进而避免以一种文化单一性的思维去思考和想象“丝绸之路”的整体图景，进而在体认“多元一体”的中国基础上，构筑“和而不同”的“丝绸之路”整体认知。对这一议题，笔者将另外撰文专述，在此不再一一展开。

五、“多点互动”的区域秩序：“丝绸之路”话语的当代呈现

史之为态，若激水然，一波才动万波随。“丝绸之路”这一指称所带来的不仅是一种关于互动与交往的历史与现实，其当代内涵更是对整个欧亚东西方交流与互动的一种整体建构，构成了一种新的区域秩序。这种区域秩序既有别于传统中国在东亚世界的朝贡秩序，更不同于在殖民时代列强在欧亚诸殖民地所形塑的帝国秩序，它无法用单一的实例来加以描述，而必须通过对其所经过地域族群、社会与文化当中更多事例的描述与分析，方能一层层地“编织”出完整的历史图景。

这种区域秩序的构建，不仅仅是对“丝绸之路”这一词汇的沿用，而需要我们走出既有的知识范式，实现丝绸之路的“在地化”，进而迈向更具互相理解性的“丝绸之路”观念，在“丝绸之路”的延续性之外强调其内部与外部的连续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具有多元视野的“丝路”空间与网络。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曾言：“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永远不会失掉，所以我们积储的遗产的确一天比一天扩大”。一方面，中国视角下的传统“西域”，作为边疆的重要区域和资源，正被纳入对“丝绸之路”的新思考中，并在新的观念图景中形成与当下“中亚”乃至“西亚”的互动与关联，进而形成更具整体性的知识图景；而与此同时，丝绸之路周边地带的社会与文化也正在进入相关的观察视野，在以往研究主要关注历史时期西域社会文化的基础上，这一区域当代社会与文化生态特征也得以进一步揭示，并在当下的时代维度上得到全新的思考与关注。

除此之外，“丝绸之路”研究也需要透过多点互动，避免相关学科研究间的隔阂，更全面地整合学科研究与区域研究的长处，从而更好地挖掘和研究“丝绸之路”内部的学术与思想资源。日本学者长泽和俊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曾指出：“东西关系史和中亚史，本来是应该互相合作的领域，作为以东西关系史为中心主题的‘丝绸之路’的研究，是愈来愈重要的问题。在要求东西方文化相互理解，要求世界各民族文化相互理解的现代，对东西关系史及其核心问题丝绸之路史的研究，今后会愈来愈受到重视”。有鉴于此，对于欧亚东西方之间交流的关注就不应局限于对于“丝绸之路”本身的关注，而应该更为多样而全面地关注与“丝绸之路”相关的各种材料和各块地域，形成一种基于“路”（link and road）的连续性、关联性互动认知网络。

在材料方面，考虑到目前丝绸之路相关研究材料的分散，如研究者所言：“事实上，丝绸之路的材料包括雕塑、巨大的壁画、旗幡、木俑，尤其是17种不同语言和24种不同字体的经文（手写的和印刷的，完整的和残缺的）！这些材料分散在世界各地（巴黎、伦敦、柏林、哈佛、列宁格勒、新德里、汉城、日本等等）的博物馆和收藏夹手中”，因此，由于材料收藏的分散，其研究必然是多点的，而由于每种语言都代表了当时写作者的主观视角，因此在对这些语言材料进行研究的时候，又必然是多视角互动的。在相关地域研究方面，随着东亚、中亚、西亚、南亚等相关区域研究的深入，各区域研究之间围绕“丝绸之路”逐渐形成新的互动与对话。林梅村先生指出：“今天，我们对丝绸之路的认识固然比李希霍芬时代深入得多，虽然他和赫尔曼对丝绸之路的经典定义已不能概括目前所知丝绸之路的全部内涵，但是他们提出的基本概念并未过时。他们把丝绸之路的研究放在中国文明和地中海文明之间的文化交流的几点就是不可动摇的。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只研究中国和罗马是不够的，必须兼顾两者之间的中亚、印度、伊朗核欧亚草原游牧人所起的中介作用”。这就提示我们，要在新地缘格局展开的当下，既要重新去认识和思考丝绸之路在中国历史乃至欧亚历史中所构筑的时空与观念，同时也要更好地确立起对于欧亚大陆内部结构与网络的新认识、新的时空哲学。

新的时代正展现新的知识图景，这种知识图景既是对之前知识结构的一种超越，也是对之前历史场景的超越，更是对之前欧美“丝绸之路”话语及其叙述背景的超越。斯文·赫定在关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西域考察的回忆中，向我们展现了丝绸之路古道上一幅破败没落的场景：“见不到一点生机，商业已是奄奄一息，一路上的村镇，除了废墟，还是废墟。在一贫如洗和朝不保夕的惨境中，人口越来越少。只有通过想象，我们才能看到过去那一幅幅丰富多彩、辉煌繁盛的画面，那川流不息的商队和旅行者为每抵达一个新的绿洲而雀跃欢腾的景象”。“丝绸之路”曾经的辉煌令他嘘唏不已，而他也期待：“人们会去探索比起今天要容易理解得多的新领域，最落后的亚洲也会再次进入文明和发展的新时代。中国政府如能使丝绸之路重新复苏，并使用上现代交通手段，并将对人类有所贡献，同时也为自己树起一座丰碑”。时代契机正在为这种努力展现最大的可能，而借助于视角的转变与多点互动研究的推进，我们将有可能形成对于这一历史空间与区域的新知识框架，并在此基础上确立起全新的中国欧亚秩序框架与话语，同时进一步深化我们对中国本身的认识以及世界对于中国的认识。在这里，“丝绸之路”为我们创造了重新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