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慕贤：“一带一路”是中国式全球化

2017年二十国峰会(G20)将于下周在德国汉堡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届时将在任内第二次出访德国并参会。今年恰逢中德邦交45周年，而美国从巴黎气候协定等国际治理和贸易体系中退出，使得中德关系备受关注。本月德国驻华大使柯慕贤(Michael Clauss)接受FT中文网专访，就中国与德国、中国与欧盟关系中一些最为迫切的议题，包括“一带一路”、气候变化、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保护主义情绪等，坦率发声。以下为采访实录：

“一带一路是‘中国式’全球化”

柯大使，特朗普总统决定让美国退出全球气候巴黎协定，再一次凸显美国有意退出战后的国际治理体系。有评论人士认为，现在中国和欧盟应该结成盟友，填补美国撤离造成的权力真空。但也有观察者认为，中国和欧盟在文化、传统、政治体制上存在诸多根本不同，使得他们间不大可能结成真正稳固的同盟。您怎么看？

柯慕贤：美国脱离巴黎协定，显然会让中国和欧盟走得更近。中国和欧盟之间有很多共同点，比如我们在气候议题、加强世贸组织(WTO)和联合国(UN)的作用、推进全球化上，有着共同目标。但我们在有些议题上仍然存在摩擦，包括人权问题、贸易保护主义，以及我们奉行不同的全球化路径。

具体而言，您认为中国和欧盟的全球化路径有什么不同？

贸易：中日争夺亚洲贸易协定控制权

美国退出TPP后，中日对亚洲贸易协定有不同愿景，现已形成日本、澳大利亚与中国拔河的局面，各方达成协定将十分困难。

柯慕贤：举个例子，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虽然我们原则上支持这个项目，但它是一种中国式的全球化路径。它以中国为中心，在所涉及的其他国家地区，几乎不做本地化的工作。我们的做法与此不同。欧盟的全球化路径是建立开放市场，遵守环保和社会标准,并按照WTO规则开展公共招标。但“一带一路”的项目现在并不举行公开招标，而是由中国企业派遣中方员工来实施。在欧洲，我们按照WTO规则招投标，中标企业需要符合一定标准，即便是德国或者另一个欧盟国家的项目，也不一定由德国或欧洲企业中标，因此我们项目的本地化程度更高。这就是为什么欧盟目前调查中国计划建设的从布达佩斯到贝尔格莱德的高铁项目，看它的招投标是否符合WTO规则。再比如，中国政府为5月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准备了一份声明，大部分内容是强调中国对世界的贡献，而没有提到开放市场或者市场规则。中方明确表示，不太愿意和欧盟讨论声明的内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很多是中低收入、基础设施薄弱、发达国家政府和企业不愿“光顾”的地区。因此中国政府认为，“一带一路”将是惠及这些地区之举。这不该被视作中国为世界发展做出的贡献吗？如果说中国做法与西方不同，那中国式路径又有什么问题？

柯慕贤：德国支持“一带一路”计划，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布丽吉特•齐普里斯女士代表默克尔总理参加了5月的峰会。“一带一路”沿线三分之二的国家在投资级别以下(below investment grade)。这个项目将向很多这样的国家的基础设施和产业投入巨资，帮助它们发展经济，稳定政局。这对发展中国家当然是好事，就像中国向非洲的投资一样。而且这对德国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德国面临很大的难民问题，我们希望消除造成难民流亡的原因。因此我们欢迎这个倡议。我们不喜欢的，是“一带一路”变成只是由中国人参与、而不是各国共同所有的一个项目。

现在中国提出了以自己为中心的倡议，其他国家要根据中国的条件来参加。我们希望中国能更多按照WTO规则，向所有国家开放市场，能让非中国企业平等参加项目，同时要考虑到环保、社会方面的议题，尤其是项目的本地化。

德国政府的担忧，会影响德国对“一带一路”的参与度吗？德国政府会给德国企业什么指导意见吗？

柯慕贤：德国企业不是国有的，所以它们会自己决定。如果它们愿意参与，联邦政府当然会支持。此前德国企业参与过类似项目，比如一些高科技项目，而被要求向中方转让技术，这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就“一带一路”而言，德国企业看重的因素包括：招投标是否按照WTO规则进行，参与后中国是否会要求他们进行技术转让等等。如果中国能在这些规则上做出改进，德国和西方企业会更感兴趣。如果继续目前的做法，我认为德国企业的积极性会变低。

“本届G20将告诉世人：巴黎协定还在”

今年的G20峰会即将在德国汉堡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届时也会在他任内第二次出访德国。这次G20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哪些？

柯慕贤：去年中国成功举办G20峰会，当时各国就气候变化、自由贸易等议题上达成诸多一致。但随着美国新政府的上台，事情的难度加大了。今年G20的主要议题会包括气候变化、自由贸易和非洲议题，因为非洲涉及到德国正面临的难民问题。美国宣布要退出巴黎气候协定，G20峰会非常重视，成员国要避免这个协定遭到破坏。

在峰会上，德国是否会做一些特殊的外交安排，来向美国就减排施加更多压力？或者向世界强调中国与欧盟的同盟关系？

柯慕贤：我们感谢中国继续履行巴黎协定。习近平主席会在峰会前几天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和默克尔总理会面讨论G20的议题。我认为默克尔总理也会和特朗普总统见面。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表示，巴黎协定还在，我们会继续为之努力。

在全球化、自由贸易、人权议题以外，减排似乎是中国和欧盟之间最大的利益共同点。但也有分析人士称，即使双方都积极应对气候议题，背后的动机却不大一样，比如中国是为了发展它的新能源产业，在气候领域实现所谓的“弯道超车”。欧盟在与中国合作时，会注意双方动机的不同吗？

柯慕贤：各国动机可能不同，但也不会完全不同，这不成为问题。现在中国面临比较严重的空气污染，城市中产阶层给执政的中共施加了很大压力，中国因此非常重视环境议题。如果在治理环境的同时，还能发展自己的新能源产业，那当然更好。

“欧盟新规不再区分‘市场经济’和‘非市场经济’”

有一种担心，就是中欧的气候联盟，可能会因为双方围绕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纷争而受到影响。本月初在布鲁塞尔的中欧领导人峰会上，正是因为欧盟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引发中方愤怒，使得原计划要发布的气候问题联合声明没能发布。欧盟内部正在推动新的反倾销立法，一旦通过，将不再把国家区分为“市场经济”或“非市场经济”。这一立法对中国有利吗？在WTO框架之内吗？

柯慕贤：2016年11月初，欧盟委员会就修改欧盟法中相应条例拟定了符合WTO规定的提案。提案规定，应不再区分市场经济国家和非市场经济国家，也就是说我们废除以“市场经济地位”为衡量标准的做法。取而代之的是，欧盟以外的所有WTO成员国，也包括中国，都应受到统一、平等的待遇，计算反倾销税时都使用标准方法。只有当欧盟能够证明一个WTO成员国的产品价格因国家长期干预而扭曲，比如其企业国有比重较大、或者受政府控制、或者价格或成本受国家影响时，计算反倾销税才使用可选方法。采用可选方法时，也不得随意选择类比国，而是要选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作为参考，这样一来，就能确保未来制定参考价时不再以梨子类比苹果，而是以苹果和苹果作比较。由欧盟各成员国政府代表组成的欧盟部长理事会于2017年5月11日通过了该提案，接下来欧洲议会必须对这一提案做出表决。德国支持欧盟委员会的提案，也否决了其他成员国要求实施或对中国产生负面影响的更严格措施的提议。

“中国外商投资环境变差引发欧盟保护主义情绪”

在中国有一种看法，就是欧盟针对中国的保护主义情绪正在抬头，不仅表现在市场经济地位这个议题上，而且，对中国企业去欧洲投资的监管也在收紧？

柯慕贤：去年一年中国对德国的投资额较此前一年上升20倍，这还是保守说法，也有人说增长了30倍。大部分中国投资用于收购高科技企业。德国对来自中国的投资从未反对，也从未拒绝。但是中国的外商投资环境却越来越差，服务业几乎对外资封闭，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已从2%下降到1%，保险业几乎没有外资参与，在汽车制造这样的行业，外资要进入中国必须通过与中国企业建立合资企业，而且往往与技术转让挂钩。中国的海航集团收购了德意志银行10%的股份，中国造车企业吉利100%收购了瑞典的沃尔沃，如果反过来，外商在中国做同样的投资，则不可想象。

最近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三国推动在欧盟内部通过立法，抬高中国企业投资欧洲科技行业的门槛。这不是一种保护主义的体现吗？

柯慕贤：这个立法还在讨论，我们会一步一步来。我们认为，中国这边正出现越来越多的保护主义政策。我们希望中国开放市场，也知道这不可能一蹴而就。但长期而言，这不可能是一个单向的道路。我们的关系要基于互惠原则。

与科技投资相关的另一个话题，是中国政府旨在推动制造业升级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我注意到，尽管德国和欧盟官方对这一计划表示支持，但欧洲业界和民间对它似乎充满担忧。美国一家智库称其为一个窃取他国技术的“不择手段的激进战略”，德国一家智库称其为“一项综合政治计划的基石”。为什么西方会有这样的恐惧心理？

柯慕贤：“中国制造2025”与德国的“工业4.0”计划有很多共同点。中国希望在技术上紧跟西方是很自然的。中国可以制定宏大的目标，但这些目标也必须更可行。我们认为，中国的产业政策应该具有更多的法律保障性，而不能依靠随意更改的行政决策。以电动车为例，如果中国要大幅增加新能源汽车的份额，这对欧洲企业不成问题，我们支持。中国政府原计划到2020年时引入对新能源汽车比例的规定，但之后却突然出台2018年初即生效的新能源汽车比例须达到8%的法律草案,让外国汽车制造商感到措手不及。地铁建设是另一个例子。外国企业抱怨中方在招投标时应用新的评分标准，规定中国企业加10分，合资企业中方占多数的加5分，外方占多数的或纯外资企业则不加分。这意味着，欧洲企业实际上被驱逐出市场。

“德国要为强大的欧盟付出全力”

德国将在今年9月举行大选。在美国大选和英国脱欧后，法国与德国大选备受关注，马克龙打败极右翼政党当选法国总统，让很多人感觉松了口气。德国内部的极右翼势力似乎并不强大，很多西方观察家也寄希望于德国继续充当战后治理秩序和全球化的“扛大旗者”，甚至希望它能在欧盟框架外发挥更大的领导力作用。德国内部是怎么思考的？

柯慕贤：德国目前政治经济稳定。德国极右翼的选择党(AfD)的民调支持率在大选前三个月，已经从几个月前的13%明确下降到10%以下。德国在全球和欧盟事务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甚至也有人说它应该在全球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但德国人口只有8200万，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不可能独自发挥作用，再加上德国的历史，比如纳粹和两次世界大战，因此我们要为强大的欧盟付出全力，我们在欧盟范围内共同承担责任。当然，我们要利用自身在欧盟的影响力，协助欧盟与中国建立更良好的关系。

柯慕贤：中国尚未建立真正平等的竞争环境

视频链接：http://www.ftchinese.com/video/2323

“中德邦交45年：成就也大摩擦也多”

今年是中德建立邦交关系45周年。您如何评价这45年间，两国关系取得的成果以及面临的最大挑战？

柯慕贤：中德建交45年来，两国关系从未像此刻这么好过，从高层互访的频繁度就能看出来。默克尔总理已经访华十次，李克强总理访德三次，习近平主席也即将第二次访德。去年中国成为德国的最大贸易伙伴，这在45年前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在科技合作上有很大进展，比如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和德国的“工业4.0”计划。足球方面，我们最近也展开了紧密合作，中国的雄心壮志是赢取世界杯。两国最近也开始多层次的人文交流。但是关系越密切，议题也越多，两国之间也有一些摩擦，比如我们在人权等领域有着不同看法，更突出的问题表现在经济方面。德国多年来向中国提供了很多高科技技术，最近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也强调了这一点。此前中德经济结构是互补关系，德国提供高科技，中国偏向中低端，但现在中国在技术上紧随德国，两国正越来越多地展开直接竞争。但我们发现，中国还没有建立一个真正平等的竞争环境，比如在投资方面。这一存在分歧的议题对两国关系的意义越来越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