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向阳：“一带一路”面临的突出问题和出路

一、“一带一路”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

“一带一路”是一个涉及多学科、多领域的新生事物，学界、政界、商界乃至公众对此存在认识上的分歧是很自然的。未来的实践过程中还会不断涌现新问题，这就需要我们“边干边学”，“摸着石头过河”。但是，针对“一带一路”最基本的问题必须在国内外尽快地取得共识，否则未来的实施过程将会使我们付出不必要的代价。目前，围绕“一带一路”基本问题存在的认知分歧与偏差大致可分为四类：

第一，在国内学术界，存在对“一带一路”的界定的“泛化”和“虚化”。

由于“一带一路”涉及的领域很广，不同领域的学者把本领域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都赋予它。以“一带一路”的定位和目标为例，至少存在十几类目标：转移过剩产能或推动国际产能合作；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为中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获取沿途国家的能源或资源；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实施对外开放，尤其是中西部内陆地区的对外开放；推行经济外交战略；服务于中国的周边战略或全球战略；服务于中国的西部安全；服务于中国政治经济地缘战略的重构；应对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向世界推广中国模式；推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并扩大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构建人文交流的桥梁；推动中华民族复兴的地缘大战略，等等。当然，这还远非所有目标的清单。姑且不论“一带一路”是否具有能力承载如此多的目标，把中国如此多的目标都赋予“一带一路”本身就会给外部世界带来恐慌。国际上一种常见的质疑是，既然这些目标都是中国所希望达到的，我们有什么义务参与其中并予以配合？纵观世界大国推出的区域或国际战略，找不出这样的例子，把如此多的国内目标赋予其中。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这些目标的合理性，把这些目标与“一带一路”联系起来本身并无不妥之处，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应该把他们列为“一带一路”的战略目标。

第二，“一带一路”与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

截止到2014年底地方政府召开的“两会”，也就是“一带一路”倡议正式提出一年后，全国所有的省市自治区都正式把对接或融入“一带一路”写入其发展规划。这本身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表明地方政府决策部门对“一带一路”的认同和参与意愿。但我们也看到，许多地方政府主要是借“一带一路”平台规划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并且这些投资项目本身具有高度的雷同性。与此同时，许多地区通过发掘历史上不同朝代、多种多样的“丝绸之路”，争当“一带一路”的“核心城市”、“核心区域”，其目的是希望获得中央政府的优惠政策。实际上，许多地方政府把“一带一路”看成是向中央政府索取投资项目和优惠政策的机遇。在2015年发布的《“一带一路”白皮书》中，中央对这种热潮进行了及时的降温，没有确定哪些城市属于“核心城市”（只明确了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的核心区，福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近年来，这种现象有所遏制，但许多地方政府决策者对“一带一路”的认识误区和机会主义行为并没有完全消除。

第三，沿途部分国家政府把“一带一路”理解为中国的对外援助项目，在参与“一带一路”合作项目中出现“等靠要”心态和向中方“索取高价”现象。

由于中国学术界把“一带一路”赋予了过多的中国目标，致使沿途一些国家把它看成是中国为实现自己的大国目标而推出的对外援助项目。这和国内地方政府的投机主义行为很相像。比如，某些国家在“一带一路”合作项目中，要求中方提供能够体现双边友谊的优惠利率；拒绝为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债务融资提供政府担保；提出突破企业投资盈亏线的商业条款，等等。其结果，一些投资项目不得不被迫暂停。

第四，某些沿途国家，尤其是一些区域外大国质疑中国推进“一带一路”的战略动机。

这些国家的学者或官员对“一带一路”战略动机的质疑一方面源于中方学者、媒体对其表述的混乱；另一方面源于对中国的敌视和对中国和平崛起的不信任。这种质疑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类型：其一，“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战后，美国为确立其全球霸主地位实施马歇尔计划，对欧洲盟国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援助。他们把“一带一路”类比为马歇尔计划，其结论必然是中国也要借此构建其霸主地位。其二，“新殖民主义”。西方学者把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基础设施，开辟市场，化解过剩产能，获取能源资源看成是“隐含的动机”，从而把“新殖民主义”与“一带一路”挂起钩来。其三，恢复朝贡体系。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中国问题专家霍姆斯明确指出，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向邻国施展经济恩惠，以换取他们政治上的顺从。这是历史上中国王朝的常见做法。正是因为这种猜疑决定了他们对“一带一路”以及相关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持有敌视态度。

二、“一带一路”是什么？

界定“一带一路”的内涵，首先要回答它属于多边合作机制还是区域合作机制？目前，“一带一路”理论上涵盖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随之派生出一个问题：“一带一路”是否要扩展到世界上所有国家？换言之，“一带一路”本身就是经济全球化吗？如果回答是否定的，“一带一路”属于区域合作机制，那么它能成为一个自由贸易区吗？围绕这些问题，学术界存在广泛的争议。本文并不打算对这些问题的争议进行全面梳理和比较，在这里只提出我们的基本判断：“一带一路”尽管涵盖的国家众多，但它本身并不属于多边合作机制；由于“一带一路”具备开放性特征，理论上它可以扩展到所有国家，但实现这一目标之前，它仍然属于区域合作机制；作为区域合作机制，“一带一路”本身并不能与经济全球化划等号，因为经济全球化通常是和多边合作机制相联系的；作为涵盖60多个国家的区域合作机制，在可预见的将来，“一带一路”不可能成为一个统一的自由贸易区或者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其他合作机制（如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等）。

基于上述判断，我们认为，“一带一路”是一种有别于现有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的新型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如果说现有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是以规则为导向的，即在实施之前为参与者制定出详尽的权利、义务及争端解决的规则，那么“一带一路”则是以发展为导向的，即为了实现参与者的共同发展而可以接受任何形式的规则或治理结构。以这种发展导向为主线可以对“一带一路”的内涵做下述界定：

第一，以古丝绸之路为纽带构建一个开放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

正如《“一带一路”白皮书》中所强调的，它以古丝绸之路为纽带，但又不限于古丝绸之路。从西汉开始到明清，古丝绸之路经历了两千余年的发展演变，既有不同方向、不同用途的陆路丝绸之路，又有遍及众多国家的海上丝绸之路。它留给现代世界的并非是它的运输通道功能，而是和平与发展的理念。这既不同于基督教文明扩张过程中的“十字军东征”，也不同于欧洲人通过航海技术突破发现“新大陆”。前者以两百年的战争为代价，后者则以种族灭绝、贩卖奴隶的殖民为结果。以古丝绸之路为纽带突破了现有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以地缘或以政治文化相近为纽带的模式，涵盖了不同区域、不同政治制度、不同宗教文化的国家地区，充分体现了开放性特征。

第二，以基础设施为核心的互联互通构成了“一带一路”的前提或基础。

由于现有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通常是在地理上相互毗邻、经济联系较为紧密的国家之间首先形成的，互联互通本身是一种自然的前提。而“一带一路”成员之间恰恰缺少的是互联互通，致使长期以来无法开展区域经济合作。同时，许多成员国基础设施落后又是制约其经济发展的瓶颈。以亚洲地区为例，目前有4亿多人缺少电力供应，3亿多人无法获得安全饮水，约有15亿人无法享用基本的卫生设施，至于铁路、公路、港口的发展滞后则更有普遍。按照亚洲开发银行的最新估算，到2030年本地区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达到22.6万亿美元，年均为1.5万亿美元；如果考虑到为应对气候变化所需的成本因素，这一需求将达到26万亿美元，年均为1.7万亿美元。由此可见，互联互通本身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以至于国际上有些人误以为“一带一路”就是互联互通。这也是为什么互联互通得到绝大多数成员，尤其是众多发展中国家欢迎的首要原因。

第三，多元化合作机制是“一带一路”治理结构的突出特征。

现有区域经济一体化从低级到高级大致可分为五种形态：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一体化、政治经济一体化。在它们的演变过程中会不断从低级向高级转变，但在某一发展阶段，通常都是单一的合作机制，要么是自由贸易区，要么是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等等。而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机制则是多元并存的。这些合作机制包括自由贸易区、次区域合作、经济走廊、产业园区等等。比如，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中，既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又有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双边自贸园区等；而在中国与南亚的合作中，双方没有自由贸易区协定，只有中国与个别国家的自由贸易区协定（中国-自由贸易区协定已经生效，中国与尼泊尔、斯里兰卡的自由贸易区协定尚在商谈中），因此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就成了主要合作机制。多元化合作机制适应了沿途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多样性特征：“一带一路”成员既有发达国家又有最不发达国家，既有资本主义国家又有社会主义国家，既有儒教文化，又有伊斯兰教文化、基督教文化。正是因为这种多样性，长期以来这些国家才难以真正建立起统一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一带一路”以发展为导向，不拘泥于合作机制的统一，体现了共商、共建的原则，是“摸着石头过河”模式的国际板。当然，“一带一路”最终会演变为什么样的治理模式并无确定的答案。一些学者认为统一的自由贸易区是其最终目标，而另一些则认为是“关系治理”与“规则治理”的结合。

第四，义利观是“一带一路”必须遵从的基本原则。

在现有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中，大国通常要给予小国利益的让渡，但这种让渡是通过讨价还价完成的。而在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中，中国明确提出要奉行正确的义利观。“先义后利者荣，先利后义者辱。”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之一。落实到国际经济合作中，义利观体现为以义为先，义利并举；注重长期利益，避免追求短期利益；多予少取或只予不取；既要让企业获得收益，更要树立国家的好名声、好口碑，等等。这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担当，也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或和平崛起的必然要求，更是“一带一路”的标志。目前，国际社会有一个常见的质疑：既然在“一带一路”之前中国就和沿途国家存在经济合作，那么实施“一带一路”之后的经济合作与之前的经济合作有何差别？在国内，一些学者和媒体把过去三年中国与沿途国家的贸易投资增速更快（与“一带一路”提出之前相比、与非“一带一路”沿途国家相比）作为“一带一路”取得成效的标志。这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无法真正回应国际社会的质疑。如果这就是答案的话，中国只需要全力加快与沿途国家的贸易投资合作，“一带一路”就算是实现了。这显然是对“一带一路”的误解。只有把义利观纳入进来，我们才能对“一带一路”有更准确的认识。

第五，命运共同体是“一带一路”的最终目标。

现有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无论是最低级的自由贸易区形式，还是最高级的政治经济一体化，他们都有明确的目标和衡量标准。比如，自由贸易区要满足成员国之间取消关税壁垒的标准，关税同盟则需要在此基础上满足成员国构建统一对外关税的标准。而按照《“一带一路”白皮书》的说法，它的最终目标是要实现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就这三个共同体的关系而言，命运共同体显然是建立在责任共同体与利益共同体之上的。在这三个共同体之下，“一带一路”的具体目标是由“五通”所组成的，即贸易畅通、道路联通、资金融通、政策沟通与民心相通。无论是三个共同体还是“五通”，迄今为止都还没有明确的量化标准与实现目标的时间表。伴随“一带一路”的深化，中国与沿途国家之间尽管会逐渐细化这些目标，但也不会制定统一的量化指标与时间表。这是由“一带一路”合作机制的多元化、目标的多元化所决定的。看起来这些目标具有模糊性，但它恰好适应了发展导向。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对“一带一路”的内涵做如下界定：以古丝绸之路为纽带，以互联互通为前提，以多元化合作机制、义利观为特征，以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发展导向型区域经济合作机制。

三、“一带一路”要做什么？

国内外对这一问题的误解和猜疑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学术界对此没有给予科学地回答，突出表现为对“一带一路”定位的“虚化”（尾随国外学者把它看成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或对外援助计划）和对“一带一路”定位的“泛化”（把中国各个领域的战略需求都赋予“一带一路”）；二是“一带一路”域外国家中的反华势力仇视中国和平崛起的进程，有意歪曲和诋毁“一带一路”的战略定位。我们所能做的是要消除前一种的误解和猜疑，对于后者我们只能尽可能减少其危害。

讨论“一带一路”的战略定位首先要基于责任共担与利益共享的原则。一方面，作为“一带一路”的倡导者，中国必须要考虑自身的利益诉求，因为它不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或对外援助计划。否则，它就会演变为“国际大撒钱运动”。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大国的国际倡议，“一带一路”必须要考虑沿途国家的利益诉求，否则就得不到他们的参与和支持。现实中，这两种利益诉求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为此，我们只能选择双方共同的利益诉求（或类似数学上的交集）作为“一带一路”的战略定位。换言之，中国与沿途国家利益诉求的交集是确立“一带一路”定位的原则。基于这一原则，我们认为其战略定位应该包括以下四个目标：

第一，“一带一路”是中国新时期周边战略的主要依托。

周边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基础。创造稳定的周边环境一直是中国对外战略的核心内容。在周边战略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周边环境出现的问题。以经济合作为例，经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中国已成为绝大多数周边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的出口市场，甚至是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地，但他们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认知并未出现同步的提升。这种“近而不亲”现象凸显了传统周边战略的缺陷。2013年在中央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主席在睦邻、安邻、富邻，以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基础上提出了亲诚惠容的新周边外交理念。显然，依靠传统的经济合作方式难以落实亲诚惠容理念，必须依托新的经济合作方式才有可能适应中国和平崛起的需要。“一带一路”在这方面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六大经济走廊中，有五个面对的都是周边国家。这并非是偶然的巧合。创造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无疑有利于中国自身，也有利于周边国家。

第二，“一带一路”是中国推行经济外交的新平台。

所谓经济外交是指外交既要为经济服务，经济也要为外交服务。它是大国对外战略中的一种普遍模式，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单纯强调外交服务于经济。这显然与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平崛起的要求不符。近年来，中国政府开始重视经济外交，这是对外战略的一项重大转型（亲诚惠容理念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台的），要适应这种变化就需要在国际经济合作模式上做出调整。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引入义利观就是中国经济外交的一项创新。这体现了中国作为大国的担当，也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望。

第三，“一带一路”是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

在过去的近40年间，中国的对外开放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1978年到1992年的“南巡讲话”为第一阶段，对外开放呈现出无规则的百花齐放特征；从“南巡讲话”到2001年的“入世”为第二阶段，对外开放的方向是朝WTO的多边贸易规则看齐；“入世”到2011年为第三阶段，对外开放的重点是兑现“入世”承诺的过渡期。这期间，全球经济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大国开始放弃多边主义转向区域主义，致使中国的对外开放在完成第三阶段之后面临一个方向性选择。回顾前三个阶段的开放历程有一个突出的特征，那就是开放的区域主要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中西部广大内陆地区的开放严重滞后，这是导致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因素。因此，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必须适应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与自身平衡发展的需要，把广大的中西部内陆地区纳入进来，推动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在这种意义上，“一带一路”是中国新时期对外开放的必然选择。当然，中国的开放程度越高，对世界提供的机遇越大。

第四，“一带一路”是中国向本地区提供的一项制度性公共产品。

作为一个大国提出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它必须在国际上具备道义合法性。换言之，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必须有助于推进多边主义的发展才是值得肯定的，因为按照国际经济学的逻辑，只有多边主义才有利于全球福利水平的提高。为此，大国所倡导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通常都宣称最终目标是推动多边主义的发展。理论上，一项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是否有助于推进多边主义的发展并无确定的结论，但经济学家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如果一项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具有开放性，那它就会成为迈向多边主义的“跳板”（building-blocks）；反之，它就会成为多边主义的“绊脚石”(stumbling-blocks)。如上所述，“一带一路”所具备的开放性是现有任何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都无法比拟的。如果再考虑到“一带一路”本身就是中国新时期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那么它无疑就是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的一个新途径。在当今反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带一路”正在成为中国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具体实践。

“一带一路”的上述定位满足了中外利益诉求交集这一原则，因而可以有效地回应国际社会对其动机的误解和猜疑（如，新殖民主义，新时期朝贡体系等），同时也有助于化解国内学术界有关“一带一路”研究“虚化”、“泛化”所引发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在这里，把国内学术界赋予“一带一路”的众多目标排除在外并不意味着这些目标与“一带一路”没有联系，也不意味着中国不应该关注这些目标。之所以把它们排除在外是因为它们不符合中外利益诉求交集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它们是“一带一路”顺利实施的结果。

四、“一带一路”怎么做？

伴随2015年中国政府发布《“一带一路”白皮书》，“一带一路”已经从理念步入实施阶段，讨论“如何做”问题迫在眉睫。不过，要从不足两年的实践中总结出经验为时尚早。同时，鉴于“一带一路”本身是一个有别于现有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型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我们很难复制其它国家和地区成功的建设经验。因此，在这里我们仅就理论层面上需要注意的一些原则问题做一简要分析。

第一，协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一带一路”是中国政府倡导的一项重大国际战略，政府无疑发挥着引领者的作用。没有政府的引领，“一带一路”将失去发展方向，在起步阶段这一点尤为重要。理论上，政府发挥的功能至少有以下方面：首先是宣传“一带一路”的理念，消除国内外对其认识上的误解和猜疑。实践证明，这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其次是构建中国与沿途国家之间的合作机制。多元化合作机制是“一带一路”的突出特征，构建什么样的合作机制需要政府间的协商决定，并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一国一策”格局。再次是组建政府融资机构。作为经济外交的平台，“一带一路”建设不可能完全依赖市场融资；同时，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的互联互通融资也不是纯粹的市场化金融机构能够完全承担的。目前，在这方面最有争议的是亚投行与“一带一路”的关系。许多人把亚投行看成是中国政府为实施“一带一路”而组建的金融机构。事实上，从2015年3月英国及一大批发达国家加入亚投行起，它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国际金融机构，不会按照中国政府的意志服务于“一带一路”。最后，也是最重要、最困难的任务，政府如何引导企业在保障投资收益的前提下服务于国家的战略目标。 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都没有义务以牺牲自身的投资收益服务于国家的战略目标。如何构建能够兼顾政府与企业利益的运行机制是保证义利观得以贯彻的必要条件，也是“一带一路”最终能否取得成功的前提。

“一带一路”不是一种对外援助项目，而是一种新型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既然是国际经济合作，它就必然需要以市场为基础，以企业为主体。否则，“一带一路”将不可持续。在起步阶段，我们看到大型国有企业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主力，但并不意味着这是一种常态，更不能因此而否定它的市场化基础。大型国有企业先行一方面源于它们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源于适用于民营企业、中小型企业的融资体制尚未形成。中国近40年的国内改革进程都是围绕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展开的，现在则需要在国际经济合作中协调两者间的关系，其困难可想而知。

第二，协调中央政府的目标与地方政府目标的关系。

长期以来，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政策博弈重点集中于财税领域。随着“一带一路”的全方位对外开放，尤其是经济外交战略的实施，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政策博弈开始扩展到外交领域，要求中央政府给予本地区更大的外交决策权成为许多地方政府的一项优先诉求。毫无疑问，“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发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两个积极性。地方政府的积极参与对于“一带一路”的顺利实施至关重要，但我们必须意识到，地方政府所追求的目标与中央政府的目标并不完全一致，尤其是在外交领域，地方政府既没有动力也没有能力去实现国家的外交目标。之所以要求获得更大的外交决策权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意识到，开放程度、外交决策权与本地区经济发展的潜力直接相关。实践中，一些沿边地区要求与地理上毗邻的国家、宗教文化上相似的国家之间构建自由贸易区、次区域合作机制及其它机制化合作。这种要求显然超越了外交决策的基本原则，倘若完全满足地方政府对外交决策权的需求，结果轻者有可能会造成地区间政策的不公平，重者则可能损害国家的统一。

第三，协调中国与沿途国家之间的利益分享关系。

“一带一路”的重要标志是义利观。按照义利观的要求，作为“一带一路”的倡导者，中国与沿途国家的合作中需要做出适当的利益让渡。理论上，这种让渡有可能会采取多种形式，如“搭便车”，“多予少取或只予不取”，注重长期利益，避免追求短期利益，等等。实践中，利益让渡会面临一系列挑战：首先，如何把握利益让渡中的尺度？沿途国家多达60余个，其中绝大多数属于发展中国家，它们都希望通过参与“一带一路”能够搭上中国经济的快车和便车，但是中国自身的实力是否有能力让这些国家都来搭便车？其次，如何避免其他国家搭便车过程中所引发的“道德风险”？微观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当契约的一方不完全承担风险后果时就有可能采取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自私行为。最后，利益让渡适用于哪些国家和哪些领域？义利观所谈到的“多予少取或只予不取”并非对所有国家和所有领域一视同仁。从平等交换到多予少取，再到只予不取，究竟选择哪种合作方式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利益让渡过少，义利观就失去了意义；利益让渡过多，“一带一路”就演变为对外援助项目，失去了可持续性。

第四，协调经济目标与非经济目标的关系。

“一带一路”是中国经济外交的主要平台，这就注定它的目标是多重的，既有经济目标，也有非经济目标。对此我们无须讳言。问题关键首先在于如何界定它的非经济目标。固然，实现命运共同体、实现民心相同、创造稳定的周边环境、提高周边国家及沿途国家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认同等都属于非经济目标，但如何把这些非经济目标细化为可操作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其次，让沿途国家（乃至整个世界）接受“一带一路”的非经济目标是消除外部猜疑的必要条件。最后，如何确定经济目标与非经济目标的关系是经济外交的一个普遍性难题。

第五，协调对外开放与维护国家安全的关系。

“一带一路”是新时期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因此其潜在收益将是前所未有的。同时，全方位的开放也将带来前所未有的风险。在经济层面，大规模的基础设施与互联互通建设跨越的投资周期长，投资规模大，涉及一些国家的敏感部门（如港口、公路、铁路、机场等），需要应对投资的金融风险、政治风险、法律风险等。在政治安全层面，“一带一路”跨越不同政治制度、宗教文化的国家，一些国家甚至是公认的全球恐怖主义的集中地，全球毒品的发源地，面对全方位的开放，国内的安全风险防范机制必须相应地建立起来。在国际关系层面，区域外某些大国的掣肘不容小觑。它们既可能通过策动沿途国家的政局变动，也可能通过经济手段阻碍“一带一路”的顺利实施。

这些问题关系到“一带一路”建设的成败。其中，绝大多数并没有现成的答案，有待于中国与沿途国家的共商、共建，探索新的合作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