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贸调研第17期

外 贸 调 研

第 17 期

重庆市进出口商会秘书处                 2022年4月1日

编者按：在疫情持续蔓延、局部战争暴发、各种冲突不断显现、世界经济发展停滞不前，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外贸如何发展？重庆外贸如何“保稳、提质、增效”？商会特邀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副秘书长、重庆市进出口商会咨询专家王济光博士撰写了本调研，供政府主管部门和外经贸企业参考。

坚定稳定经济大盘政策理念

筑牢稳外贸稳外资工作基础

——重庆开放型经济重点领域前景展望与政策分析

王济光

2021年是重庆发展历史进程中不平凡的一年。经过全市上下的顽强拼搏、埋头苦干，克服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较好完成了预期目标任务，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注入了强大动力。特别是重庆在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的重点领域，牢牢抓住《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出台、《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实施、《西部陆海新通道高质量建设实施方案》颁布以及RCEP签署等多重历史机遇，大胆探索、砥砺攻坚，确保处在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联结点上的新重庆不断取得对外开放新突破，为重庆推动高质量发展拓宽了国际市场空间，也为中国内陆地区探索发展开放型经济道路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有益经验。

立足新起点，展望新征程，必须按照中共重庆市委“稳定经济大盘，稳住社会大局”的工作部署，理清重庆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总体情况，做好国际国内发展形势变化方向的分析预判，对高度关联的重点领域要加强前期谋划和政策应对。

一、客观评价重庆开放型经济发展基础：外贸新起点

从2021年重庆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数据来看，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78万亿元、增长8.3％，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总值分别增长6.1％、18.5％、22.8％，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9.7％。这充分表明，重庆在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方面已经迈出新步伐，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正在取得新成效，推进共同富裕和实现第二百年奋斗目标开始进入新阶段。

（一）2021年重庆外贸基本盘

在以外贸进出口规模为主要测度指标的开放型经济方面，重庆延续了2018年以来的两位数增长态势，2021年外贸进出口创历史新高，首次突破8000亿元大关，较上年增长22.8%。在西部地区12个省区市中，重庆进出口值居第2位，占同期西部地区外贸总值的22.5%；对同期西部地区外贸增长贡献率为24.8%，贡献率居首位。其中：出口达5168.3亿元，增长23.4%；进口2832.3亿元，增长21.7%。

分市场主体看，重庆民营企业的外贸增长贡献突出，实现进出口3494亿元，增长40%，占同期重庆外贸总值的比重提升5.4个百分点，达到43.7%；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3825.1亿元，增长9.4%；国有企业进出口675.5亿元，增长32.1%。有进出口实绩的重庆企业3756家，比2020年增加84家，其中，进出口值亿元以上企业有425家，较2020年增加18家。

分贸易伙伴看，重庆贸易多元化成效明显，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联系加深，共与215个国家和地区开展贸易往来。其中：对前三大贸易伙伴东盟、欧盟、美国进出口值同比分别增长15.2%、19.5%、11.4%；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值达到2207亿元，同比增长26%，特别是对印度、俄罗斯、波兰进出口分别增长51.3%、66.3%、36%。

分贸易产品看，重庆出口笔记本电脑出口值达2000.9亿元，连续3年居全国第一；集成电路、平板电脑出口值分别达365亿元、227.9亿元，分别增长54.4%、52.6%；燃油摩托车出口值146.7亿元，增长37.5%；汽车出口值123.2亿元，增长1.1倍。

分产业类型看，电子设备制造业仍然是重庆外贸主导产业，全年实现进出口5348.2亿元，增长16.5%，占同期重庆外贸总值66.8%，成为重庆外贸增长的“基本盘”。同期，汽车制造业实现进出口总值275.8亿元，增长77.7%，高于同期重庆外贸整体增幅54.9个百分点。

（二）2022年重庆外贸预期目标

2022年对于重庆来说非比寻常、至为关键。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安排全年工作时特别强调要“保持平衡健康的经济环境”、“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因此，“稳中求进”不仅是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也是贯穿于重庆开放型经济发展特别是稳外贸工作的关键词。一方面，2022年是“十四五”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全球疫情仍在动荡中蔓延难测，世界经济形势还将处于长期下行趋势之中，不稳定、不确定、不均衡的特征还将会继续加剧，从而会对重庆发展开放型经济形成外部环境的重重约束。另一方面，重庆正处于向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的转换期，经济社会发展还面临有不少困难、问题和短板，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是尊重发展规律的逻辑必然，也是基于当下市情的务实之举，更是考虑未来可能的稳妥安排。为此，《政府工作报告》把2022年重庆地区生产总值预期目标确定为5.5%左右，与此相配套衔接，其他关联性主要预期目标分别确定为：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左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左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7％左右，进出口总值增长5％左右。

从总体上看，上述预期目标是一个互相依存、互相支撑的体系，既与全国经济走势判断相符合，也与重庆“十四五”规划中预期目标相衔接，同时综合考虑重庆面临的发展新机遇和新问题，保持了同全市经济潜在增长水平相适应。正是由于充分考虑到发展中的各种复杂变量、兼顾到未来发展的需要和现实可能性、预判到应对复杂严峻外部环境变化和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的需要，因而，不仅把2022年重庆地区生产总值预期目标确定为5.5%，而且也把外贸进出口总值预期目标确定为5%左右。与全国对外贸进出口预期目标采用定性表述“进出口促稳提质，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不同，重庆对开放型经济发展预期目标进行了量化明确，这有利于引导全社会形成正向的理性预期，有利于提升开放型经济重点领域的信心勇气，有利于相机制定促进稳外贸稳外资的政策措施，有利于调动各个方面协同配套、实现目标的积极性。

（三）2022年重庆外贸出口形势预判与展望

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及重庆本地重点产业外向型发展的总体形势，支撑重庆2021年出口高速增长的因素主要包括：一是全球疫情反复导致包括重庆在内的中国出口市占率提升。2021年末中国出口占全球市场比重已经超过15%，为近50年来单一国家的最高水平，由于全球疫情持续反复、新兴经济体生产迟迟难以恢复，导致订单向中国集中，从而推高中国出口市占率，重庆电子信息制造、汽车摩托车等重点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二是发达经济体复苏相对稳健。IMF曾预测2021年全球经济增速为5.9%，为至少1980年以来最高水平，特别是发达经济体，由于疫苗接种速度较快，经济修复快于新兴经济体，叠加房地产市场迅速反弹，带动中国出口结构由消费品向资本品转换。三是出口价格持续走高。去年以来，中国出口价格指数不断上升，按IMF统计，去年9月中国出口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7.5%，同期出口量指数仅同比上涨8.6%，价格成为2021年出口韧性得以保持的重要因素。

预计上述几项因素在2022年的支撑作用都将明显减弱，中国出口增速或将回落到5%左右的水平，这与重庆确定外贸预期目标的判断大体一致。一是出口市占率可能难以持续提升。尽管当前新冠病毒仍在变异，但经历两年多的博弈之后，医药企业响应速度和研发能力已明显提升，疫苗开发和接种速度都在加快，各国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疫情防控经验，主要出口国的生产能力有望继续恢复，从而导致订单从中国分流，出口市占率相应回落。二是全球经济恢复将会放缓。2021年是疫后全球复苏最快的年份，随着各国财政刺激政策的推出、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以及生产修复空间收窄，全球经济增速将会渐进放缓。IMF预测2022年全球经济增速为4.9%，较2021年慢1个百分点，货物和服务出口实际增长率为6.3%，较2021年慢3.0个百分点。三是出口价格将会回落。随着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全球价值链逐渐修复以及主要国家启动货币正常化进程，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已出现疲态，在2021年高基数基础上，2022年主要经济体通胀幅度将会收敛，中国出口价格也将相应回落，对出口的支撑作用将明显减弱，对重庆外贸企业的典型调查也为这一判断提供了可信的案例支撑。

总体来看，与2021年相比，2022年重庆外贸仍将增长但增速或将放缓。一方面，要把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作为外贸增长的重点市场，另一方面，应当充分重视并妥善用好新业态新模式发展迅速、稳外贸政策逐步落地、自贸协定利用率得到提升、产品结构不断得到优化的多重机遇，形成拉动外贸出口增长的叠加效应，并适时拓展促进共同富裕、关税降低、内需释放、自贸区港建设提速的扩大进口政策红利。

展望2022年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趋势及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受疫情冲击、劳动力短缺、供应链中断、通胀压力上升等影响，联合国预计全球经济增长为4%，世贸组织预计全球货物贸易增速为4.7%。复苏不均衡，导致全球系统性风险上升。二是全球供应链加速重构。发达经济体片面追求产业回归，呈现近岸化、本土化、区域化趋势。三是外贸企业压力大。今年外贸企业面对原材料价格高涨、运力结构性失衡、芯片等重要零部件短缺，其综合成本明显上升，经营风险和压力处于高位。四是跨境电商经营难度加大。一方面流量成本越来越贵，受亚马逊封店潮影响，跨境电商卖家低成本获取流量的渠道消失，平台内部广告竞价成本高，流量向头部集中，另一方面，跨境平台多元化布局，大量流量溢出到更多平台、独立站等，如抖音出海加快推进速度，同时还会伴有物流成本居高不下，特别是低成本、无品牌、附加值低的产品没有生存空间，品牌溢价和产品升级成为必然。

应对国际贸易变化的长期趋势，需要从五个方面入手：一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深化发展。打破壁垒，促进双循环，实现“同线同标同质”。二是外贸供应链更加安全稳定。后疫情时代，加快建设国家加工贸易产业园、外贸转型升级基地等各类平台和载体，持续推进供应链稳定与安全，实现物流畅通和结算畅通。三是区域贸易自由化深化推进。区域贸易安排更加灵活、更加便捷，未来低关税趋势显著。四是进出口产品结构优化。“双碳”条件下，碳关税陆续推出，新能源产业、“专精特新”产品持续优化，加工贸易比例有所降低，高附加值产品呈增长趋势。五是电子商务比重持续增加。充分发挥跨境电商、海外仓等带动作用，积极推动全球贸易数字化建设，服务贸易比重逐渐增加。

制定企业战略规划则要放在不变的趋势上顺势而为。一是资本导向以产品为王。资本向实体经济加大投资力度，产品向“专精特新”加快发展，产品生态链呈现智能化趋势。二是中国头部跨境平台加快发展。类似抖音、头条等模式，通过流量聚集方式“出海”，将获得大概率成功。三是产品持续创新能力增强。低附加值产品没有出路，必须寻找未来带来机会的高附加值产品。

二、冷静判断2022年中国稳外贸的基本方向与政策思路

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变化，积极牢靠地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在合理区间，判断2022年外贸政策设计需要重点关注三个方向：一是汇率变化。必须做好准备应对美联储缩表冲击、人民币升值压力对出口的影响。二是制造成本上涨。在产品端、设计端多用力，做好产品链供应链整合，不断提高运营效率。三是深挖市场需求。满足客户产品场景需求、个性化订制需求等，增强客户黏性关系，稳定市场预期。从长期趋势来看，要对未来十年国际贸易变化趋势与企业战略规划进行通盘谋划，坚定国际贸易不会萎缩的理念，坚信单纯靠信息不对称获取财富的机会不具有持久性，越来越少，必须不断提高产品竞争力及产业链供应链系统服务能力。

（一）进一步强化外贸企业扶持政策。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发布《关于做好跨周期调节进一步稳外贸的意见》，要求各地方结合本地实际建立健全贸易调整援助制度，为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扶助外贸企业发展提供政策空间。贸易调整援助制度是当今国际新近发起的、旨在针对受进口冲击企业开展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其援助对象为出口受阻企业和产业。在疫情冲击之下，外贸企业特别是中小外贸企业遭遇了更大的困难，应当在国家统一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支持之外，利用贸易调整援助这种国际惯例，对其在技术升级、人才培养、市场开拓、融资等方面进行必要支持，通过调整及时适应外部环境变化，有利于保市场主体，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二）加快提升中国外贸企业主动利用自贸协定的能力和水平。把RCEP生效作为当前中国外贸领域的重点，全方位、多方式、宽领域、高水平提升中国外贸企业对自贸协定的认知水平，提升企业自贸协定利用率，重点突出自贸协定所提供的关税优惠水平和市场开放程度、有关原产地的规则、技术性贸易壁垒、动植物检疫规则和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的应用，推动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和贸促机构建立面向企业的FTA业务咨询网络，帮助企业解决相关问题并提供服务。

（三）加快缓解中国外贸面临的一箱难求等问题。推动地方商务部门、贸促机构帮助企业对接船公司或货代公司资源，实现运力直采，提前订好货箱。随着各国疫情防控经验的增加，全球供应链对疫情的适应性、韧性也会不断增强，运输环节的无序、断链情况会减少，陆运、海运的运输时效性将会有所提高，陆运和海运的舱位市场价格或将小幅度回落。

（四）拓展中欧班列等陆运方式，提升外贸发展的物流便利化水平。在疫情期间，中欧班列的运营为稳定全球供应链、支援沿线国家抗击疫情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很长时期内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陆运方式还将会在中国外贸发展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随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链供应链的逐步畅通，市场需求会有所增加，尤其是欧洲向中国方向的货物量会随着欧洲货代和货主对中欧班列的逐渐认可而增加。目前中欧班列面临的最大挑战主要是：一是如何提高服务质量，从中国到西欧的运输时效如何恢复到疫情前15天左右的时间；二是如何降低运输成本，应对海运降价后新的竞争。

（五）采取措施缓解中国外贸面临的原材料涨价等问题。在刚刚过去的2021年，外贸企业一方面要付出高价以期待能获得一个运输仓位，一方面又承担着原材料价格上涨给经营不断带来的压力。对于2022年的大宗商品价格走势问题可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美联储缩表使得大宗商品价格的货币金融因素减弱；二是国内保供稳价政策实际上是从供需两个方面发力的，对于缓解供需矛盾，抑制价格持续上涨的成效持续显现；三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三重压力”都是利空大宗商品市场的，尽管目前大宗商品价格依然处于历史高位，但预计2022年价格波动中枢将会持续下移。

（六）加大中国外贸企业的内外贸一体化转型力度。促进内外贸一体化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内容。推动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意见》相关工作措施的落实落地，推动内外贸法律法规、监管体制、经营资质、质量标准、检验检疫、认证认可等衔接更加有效，市场主体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内外联通网络更加完善，政府管理服务持续优化，内外贸一体化调控体系更加健全，实现内外贸高效运行、融合发展，形成一批有竞争力的国际化企业、全球化企业。

（七）帮助中小企业尤其是专精特新企业拓展外贸业务。用好国家设立北交所、出台《提升中小企业竞争力若干措施》、印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纾困帮扶力度的通知》等各项帮扶政策，帮助中小企业用好外贸发展的机遇期，在实施《“十四五”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规划》中推动中小企业转型升级，走“专精特新”国际化道路。加大中小外贸企业发展，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国际化，增加外贸主体的数量，有效带动中小企业参与全球分工，增强外贸的创新发展能力。一是建设外贸基地、园区等方式提高中小企业集聚度，建设外贸企业集群；二是进一步完善外贸发展平台，提高外贸数字化水平，实现中小外贸企业转型升级，提升产品、服务的国际竞争力。

（八）以中国智慧尽力改善中美、中欧经贸关系。中美经贸关系历来是世界瞩目的焦点问题，其走势会对世界经贸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应当在国际关系的瞬息万变中找准特定节点，促进中美、中欧等重大国际经贸关系改善。

三、理性分析中国产业链供应链风险防范的政策方向

当前及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内，全球经济将仍然处于持续下行状态，中国改革仍然处于深水区和关键期，从而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内外畅通、完整可控、安全高效形成多重制约。

（一）多重因素叠加可能会导致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出现外部风险点

综合判断，影响全球经济复苏的主要下行因素会增加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主要风险点包括：

1.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广泛传播，导致许多重要经济体不得不重新限制人员流动，劳动力短缺现象加剧，港口堵塞、陆路运输限制造成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运输类国际服务贸易规模缩减，全球供应链面临诸多不确定性断点危机会影响中国制造业的生产供给端和产品销售端，波及产业链的安全。

2.国际地缘政治急速变化，特别是俄乌军事冲突持续升级且前景演化方向不明，一方面会引发欧洲能源危机加剧，造成国际能源市场价格高位持续上涨，另一方面也会给国际金融市场从而全球经济带来诸多不稳定性因素，进而影响融入开放型世界经济的中国产业链成本上升、竞争力提升。

3.全球化趋势受到多方抑制，贸易霸凌主义、科技壁垒以及极端民族主义抬头，推动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发生深刻调整，供应链在国际流通许多环节出现断点并引发通货膨胀加剧，特别是发达经济体消费价格上涨水平超出预期且波及范围更大，在国际物流体系加剧碎片化趋势下，中国供应链的开放型发展遭遇非经济性阻碍。

（二）提升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高效水平和竞争力的政策方向

重塑后疫情时代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新定位，需要强化抢抓机遇、化危为机的主动性，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展现中国新作为。因此，应当充分发挥国内市场的规模优势，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加快向制度型开放转型步伐，不断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重点根据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的比较优势、竞争优势和综合优势，把提升产业链水平、强化供应链地位作为重塑后疫情时代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新定位新作为的战略核心，并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由此判断，中国下一阶段应对产业链供应链风险的政策设计将会从以下几方向展开：

1.确立目标明确、指向清晰的开放型产业链供应链政策取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调整或重置，是一个涉及当今世界经济和政治大格局的重要问题，具有明显的敏感性和不确定性，必须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以我为主、多向筹谋，按照开展正常国际经贸活动的既定原则和目标，加强多层次、多方式、多渠道的国际合作，形成充分体现中国利益关切、充分发挥中国比较优势、充分兼顾中国伙伴诉求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在此基础上，通过完善市场多元化政策体系，着力扩大进口离岸国和出口到岸国的数量，稀释各国所占份额，有效应对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的外需市场动荡局势，以“和稳拓联”策略保持中国进出口形势的基本稳定。一是要“和”，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避免效仿个别西方国家狼式外交的短视，密切与世界各国的经贸联系，为保持进出口格局的基本稳定创造好的条件。二是要“稳”，千方百计保持进出口格局的全面稳定，特别是要保持进口份额较大的机器电气类、矿产品类的稳定，以及出口份额较大的纺织品类、机器电气类的稳定。三是要“拓”，大力拓展国内市场，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面向国内市场兼顾国际市场的产业链体系，以满足国内广大消费者需求为主，适时扩大境外订单。四是要“联”，立足后疫情时期的国际经贸新格局，区别情况、各有侧重地开展经贸活动。拓宽中国与欧美国家的地方政府之间、商会之间的广泛结对和商业联系，更好发挥全球供应链、价值链的组织优势、投资生产优势，强化“一带一路”的主导性作用，开展国际疫情性下防疫物资输送和特别商业对话沟通，对迫切的全球生产供应链提供积极安全物流联通。

2.发挥好外资在补强和扩展产业链供应链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提升本土制造业水平，着力改变中国相关产业在市场和生产两方面对外依赖度仍然较高的现状，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动态调整中赢得优势地位。一方面，要从转变市场类型着手，解决一些企业满足于贴牌代工、观念上“重外轻内”从而在国际需求锐减后拓展国内市场无品牌的问题；另一方面，则要从调整生产结构入手，重点解决在全产业链中存在过分依赖国外特别是西方国家中间产品的梗阻节点等突出问题，尽快通过产业链提档升级形成门类齐全、产能优异、全链安全的产业链格局。同时，在补链过渡期要特别注意分类施策，确立“外增黏性、内拓空间”的全球产业链定位，比如：应当对部分遭遇出口困境的企业，全力帮助拓展出口通道、稳定国际市场，同时，积极鼓励开辟国内市场，确保在稳定产业链过程中“不掉链”；还应当以“补短板”的方式提升中国企业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对制造业发展中关键部件的“卡脖子”问题，要引导支持龙头企业进行自主研发、产品换代，实现“链升级”，并以“弯道超车”的方式闯出中国企业在全球供应链中的新天地。把握“新基建”的新机遇，聚焦5G、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重点，通过重大项目建设引领支撑新产业的成长壮大，争取“塑新链”。

3.以优化营商环境、全面扩大开放为动力，有序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大调整。扩大引进外资的市场准入领域，以放开外资金融机构为突破口，畅通国际金融市场与国内资本市场之间的联系通道，形成有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等实体经济支撑的国际资本供给渠道，为中国主导的全球产业链提供坚实的供应链金融支持。对已经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各类特殊功能区域和开放平台，加快大幅缩减负面清单步伐，推动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等高端产业的全方位对外开放，允许外资控股或独资经营，吸引更多全球产业链相关企业落户中国、加入区域产业链集群。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体系，加大政策创新力度，加速优化营商环境，既要在硬件方面对包括高新区、经开区等在内的各类开放平台加快以5G、大数据、物联网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吸引全球产业链提供一流的营商硬环境，也要在软件方面提高政府部门的数字化服务水平，以诚信高效、公平竞争、开放合作、透明安全的营商软环境吸引更多全球企业加入中国产业链集群，推动国内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大幅度提升。把发展产业链集群作为稳定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地位的重点，积极扶持和引入全球龙头企业成为产业链集群核心，形成既能兼顾当地需求、国内需求的产业小循环，又能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扩大产业集群规模和发展质量并带动全球产业链大循环的全球产业链重构格局。

4.未雨绸缪，做好欧美国家从成本优先转向产业链安全优先的应对预案，提前布局全球产业链重组变化。目前，世界经济全球化正在出现一种新的变异趋势，即生产分散化和贸易一体化，这有可能会使国际分工逐渐深入到产品内，产业分工会愈来愈细，从而生成纵横交错、全面细化的新型产业链。为此应当采取以下应对措施：一是更加注重国际合作、标准引领和更高水平的开放，在引资补链、引资扩链的同时，把全球产业链分工中部分市场化分工环节内化到企业组织内部。二是适时考虑以资本为纽带、以主权基金或者市场化产业基金为主要方式，深度融合现行产品内分工体系，加强与产业链核心企业深度合作，加强产业链分工及配套。三是重视民营企业的产业升级，建立新的产品内分工体系，鼓励具备新兴产业链链主潜质的民营企业以市场化方式展开全球化分工合作。四是积极参与国际产业链分工与合作，在关键领域和关键分工环节逐步占据有利位置，广泛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强化技术创新、标准引领，提升国际分工地位。五是稳妥有序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重大项目，共商共建共享互联互通设施，促进贸易和投资更加便利化，加速形成新的国际产业链和产业利益共同体，稳步提升中国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六是顺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国际秩序及国际规则持续调整的趋势，抓住WTO改革和相关国际组织规则调整的机遇，提高参与国际标准和规则制定的水平，提升国际话语权，实现更高层次和水平上的对外开放。

四、统筹谋划内陆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点领域

构建高质量开放型经济体系是推动一个地区成为区域性国际交往中心的重要动力，决定着开放型经济支撑区域性国际交往的资源调配空间和未来可持续性。近年来，重庆在推进中西部国际交往中心建设过程中取得了多方面积极成果，不仅城市开放功能和国际影响力明显提升，而且内陆开放高地引领开放带动开放作用得到有效发挥，特别是包括开放口岸、物流通道、自贸试验区平台、经贸合作、外向型产业和营商环境等在内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完善，为推动建设改革开放新高地提供了强大动力。

（一）优化对外贸易体系，着力提高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的发展均衡度。一般贸易在贸易结构中的比重和质量，是反映一个国家和地区外贸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对于加工贸易比重相对偏重的重庆来说，需要更加重视一般贸易项下传统产业外向发展，按照产业链供应链的相关支持政策，扩大对于外贸出口行业进行技术改造、创新贸易方式、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出口转内销等方面的扶持力度。继续加大惠企纾困等政策支持力度，切实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外贸流通企业、中小微外贸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适度降低外贸企业授信额度的门槛，协调金融机构出台更多汇率避险工具，进一步延续并适时创新在社保、税费等方面的惠企政策。

（二）优化双向投资体系，着力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对外投资水平。推动利用外资向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以及产业链高端环节、薄弱环节的倾斜。抢先一步，主动开放教育、医疗、养老等服务贸易领域，加快制定跨境服务贸易清单，争取国家支持在重庆设立服务贸易创新示范区。在开拓“一带一路”市场的过程中，鼓励有条件的各类企业在国外建立生产基地、营销中心、研发机构。完善“走出去”总体协调机制，确保在资金筹措、外汇审核、人员进出、货物通关、项目管理等方面形成便捷高效的境内支撑体系。

（三）优化国际通道体系，着力聚焦重要国际贸易通道建设和多式联运高效发展。以多式联运国际贸易大通道体系建设为重点，统筹外贸货运能力，出台江海联运专项扶持政策。以次区域合作理念主动探索中国-东盟多式联运联盟，用足用好RCEP机遇，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庆运”多式联运国际品牌。大力发展通道经济，依托规模化通道形成的低成本、高效率物流优势，吸引生产要素向通道沿线聚集，联合东盟国家和国内省区市共建一批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合作园区。

（四）优化开放平台体系，着力形成类型齐全、功能完备、布局合理、优势互补的开放新优势。积极争取新设国家级开放平台，完善现有开放平台的功能结构，形成按层级、有秩序、成体系的开放平台梯度和协同发展。整合人才、信息、资本等开放要素，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和错位发展。提升中新示范项目、自贸区、两江新区、西部科学城等重大战略平台的开放能级和引领功能，推动各类开放平台之间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数据信息融通共享、招商引智联合行动、创新政策有效集成。政府公共服务要更加贴近企业实际需求，不断优化制度型开放生态体系，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

（五）优化营商环境体系，着力提升中西部国际化大都市开放形象。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简化手续，减少环节，形成关联部门协同联动的一站式审批。按照国际化便利化要求延伸提升“渝快办”“渝快政”的服务效能，完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平台和国际通道物流平台建设。推动内陆口岸创新发展，持续压缩整体通关时间。完善投资贸易促进和服务智慧平台，形成国际化、专业化、精细化的外商投资全流程服务体系。有序开展开放领域地方立法，审慎包容处理涉外行政处罚。严格规范涉外商事案件的自由裁量权，提高行政执法综合管理监督的公开化、透明化、程序化和信息化程度。扩大涉外服务开放程度和服务能力，增强涉外行政执法队伍和审判队伍的专业化素质。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塑造社会互信关系，完善信用监管。

五、推动服务贸易同高水平对外开放形成高效联动

重庆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节点，全面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政府工作报告》在部署“扩大高水平开放，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工作时指出，要提升开放型经济质量，推动制度型开放，要求“编制出台高质量实施RCEP行动计划，全面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和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

2021年，重庆服务进出口额超过730亿元，位列中西部前列，不仅为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提供了牢固基础，也为推动内陆开放高地建设增添了强大助力。面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客观要求和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深刻调整，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对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推动和支撑作用日益增强，应当高度重视并采取切实措施进一步加强两者之间的高效联动。

（一）正视当前重庆开展服务贸易的成绩与短板

2018年以来，重庆服务业增加值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经超过50%，特别是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不断蔓延的形势下，2021年前三季度，全市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3%，为开展服务贸易和国际经贸合作提供了坚实的产业基础。但是，与中国先进地区水平相比，重庆服务业发展质量和水平仍然具有较大差距，服务贸易巨额逆差现象依然存在，近年来已经开始出现的服务贸易逆差逐年缩小良好趋势的内部基础并不稳固。

从总体上看，影响重庆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开放之间有效联动的主要问题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1.适应当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发展最新趋势的服务贸易发展动能不足。目前，全社会对服务业开放发展成为世界各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竞争主要途径的趋势性认识不足，没有真正树立加快服务业发展和开展国际服务贸易的理念。“一区两群”在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过分强调推进工业化和发展实体经济，而对制造业与服务业关系的处理上多有偏颇，服务业发展中的政策支持力度远远滞后于制造业。

2.服务行业对外开放过程中仍然存在比较明显的区域壁垒和行业藩篱。服务业面临对外开放不够，对内管制过度，地方保护、行业保护造成无法形成有效竞争、缺少规模效益的引领而无法提高、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较低，“准入不准营”“开大门关小门”“看得见够不着进不去”等现象依然存在。

3.支撑服务业开放型发展的体制机制亟需加大深化改革力度。重庆开放型经济发展还未适应现代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没有形成推动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高度协同的管理制度，内向型服务与外向型生产不相匹配，很多对外开放特殊功能区与特色产业园区之间缺乏内生性联系机制和协同发展的配套政策，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尚未得到有效融合。

4.推动服务贸易良性发展的平台载体和促进体系建设相对滞后。与货物进出口贸易发展相比，目前重庆尚缺乏支撑服务贸易发展的平台载体，专门针对服务贸易企业的金融支持不足，保障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在管理体制上主管部门多、政策规章和管理权责难统一、上下部门不协调以及行业垄断等现象。

（二）推动服务贸易同高水平对外开放形成高效联动的政策思路

1.顺应当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趋势，积极培育服务贸易发展新动能。推动重庆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努力形成有助于服务贸易业态创新的多元化、高效能、可持续发展模式。一是加快推进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争取批准国家服务贸易创新示范区，拓展新兴服务贸易集聚区域，积极发展研发、跨境租赁等新兴服务贸易，鼓励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利用外资、对外投资相互促进发展，努力使重庆服务贸易的模式和业态，从传统“跟跑者”变为现代“并跑者”以及未来“领跑者”。二是运用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引领的各种新兴技术改造提升传统服务贸易，支持引导研发设计、知识产权、信息技术、文化创意等领域的服务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创新研发机制。三是支持新兴服务贸易企业积极探索发展方式，主动跨越传统产业发展边界，整合产业系统内部各类要素和资源，加快服务贸易人才资源的引进和培养，增殖形成新一代数字服务贸易。四是推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贸易的深度融合，加快形成重庆制造业从以产品为中心向产品、服务和整体解决方案相并重的转变大趋势，并通过推动服务贸易企业运用“互联网+”思维，紧密对接市场需求，强化理念思路更新、业务流程再造、组织管理体制变革等。五是重点围绕重庆服务贸易发展中的关键“短板”国家重大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战略需求，支持重庆服务企业高效配置全球人才、技术、品牌等核心资源。

2.以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为核心，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降低服务领域准入门槛，减少服务贸易经营范围限制，大幅提升服务业对外开放水平。一是引进并积极对标国际惯例和市场准入规则，加强服务业领域的公平竞争，实行高标准服务贸易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深化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相并重的“单一窗口”建设，加强口岸、商务、外汇管理、税务、海关、出入境管理、金融、科技、文化、旅游等部门之间的信息互联互通和共融共享。二是处理好服务贸易领域内的发展与风险、开放与安全、促进与监管等重大关系，坚持要素型开放与制度型开放相结合、开放与监管相协调、准入前与准入后相衔接，从制度层面和重点领域持续推进服务贸易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三是进一步提升重庆服务贸易自由化与便利化水平，积极复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的成功经验，充分发挥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和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自贸试验区”以及其他相关开放功能区的作用，积极引导外资向高端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业领域集聚，为外籍高端人才在办理居留、工作许可、社会保障提供“绿色通道”服务。四是积极做好服务行业有序开放的风险压力测试，健全服务贸易的制度化监管规则，主动适应服务贸易发展新变化，推动以服务为载体的技术、资本、数据等生产要素资源自由便利流动，不断提升重庆服务贸易开放水平。

3.围绕推动形成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全面推进服务业和服务贸易领域的深层次改革。聚焦体制机制、市场规则、事中事后监管等事关服务行业发展的重大关键问题，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全面深化服务行业和服务贸易领域重大改革。一是以打破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为主线，重点强化服务行业和服务贸易领域的综合改革探索，以放宽服务贸易市场准入为突破口，争取国家在重庆进行有序下放、逐步取消服务贸易领域审批权的试点试验。二是以打造服务业改革开放新高地为目标，推动形成高水平服务贸易发展的引领示范，加快高水平内陆开放高地建设，用好用足改革开放自主权，加大服务业在市场准入、管理标准、透明度、知识产权保护、监管规则等重要领域的先行先试和压力测试，在服务贸易领域率先对标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率先探索形成可以规范影响包括服务贸易在内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国内规制。三是依托双城经济圈强大的市场优势，以服务业扩大开放为润滑剂，贯通社会再生产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推动资本、技术、人才、信息、数据等各类要素的便捷流动和优化配置，形成对现代服务行业发展的要素支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服务业投资。四是双管齐下重视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扩大开放，为服务贸易快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加快研发设计、现代物流、法律服务等生产性服务行业的改革和发展，完善技术贸易管理体系，推动各类市场主体参与服务供给，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推动健康、养老、文化、旅游等生活性服务行业的改革和发展，放宽服务消费领域市场准入，改善服务消费环境，顺应消费升级趋势，推进服务业标准化、品牌化建设，不断完善便民消费服务设施，积极开拓城乡服务消费市场，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五是积极配合国家相关部门改革通关监管制度和模式，为与展览、维修、研发设计等服务贸易相关的货物、物品进出口提供通关便利。

4.加强服务贸易平台建设，健全服务贸易发展促进体系。依托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和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等国家级重要平台，推进服务贸易集聚区建设，形成服务贸易发展的战略支点。一是以优化服务功能为重点、以提升国际竞争力为目标、以强化综合评价为手段，加快推进重庆现有服务贸易平台的提档升级，特别是要支持各类服务贸易平台进一步完善配套服务功能，强化增强要素集聚能力、产业引领能力和辐射带动能力。二是以打通“内循环”和“外循环”堵点为核心，加强服务业与服务贸易促进体系之间的链接，加快完善科技服务、智慧物流、公共数字技术、检验检测、国际展示等重庆优势服务贸易领域的配套服务体系建设，积极发挥各类服务贸易促进机构、行业协会的功能。三是落实与服务业发展和开展国际服务贸易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平台扶持政策，加大对数字贸易、知识产权服务、研发设计、检验检测、维护维修等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支持力度。四是积极探索建设一批服务贸易境外促进中心，通过建立服务贸易企业信贷风险补偿机制，为服务贸易类企业“走出去”提供信息和海外法律支撑等服务。五是探索形成有重庆特点的国际服务贸易统计监测、运行和分析体系，科学界定服务贸易统计范围，形成涵盖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移动等四大类服务贸易方式的全口径统计体系，探索数字贸易统计方法，建立统计数据和企业案例相结合的数字贸易统计模式，提升服务贸易统计的全面性、准确性和及时性，为动态调整和制定服务贸易政策措施提供决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