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在南亚，虽然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进展良好，但这一旗舰项目对整个南亚地区的拉动效应并不大，对周边的辐射效应也不明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实质性推进的步伐依然缓慢。为了解答“一带一路”在南亚方向的现状、难点与应对举措，由汪戎教授和朱翠萍教授主编的《印度洋地区发展报告（2017）》（蓝皮书）从南亚地缘政治格局、南亚安全局势、莫迪对华心态、印度难点、中尼印经济走廊等多个角度尝试予以回答。本书还分析了“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巴、中孟、中斯和中缅关系以及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合作潜力。
【作者简介】朱翠萍，印度洋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本文发表于《智库理论与实践》，2017年第3期。
一、南亚的地缘政治格局与安全局势
当我们分析南亚的地缘政治格局时，必须将南亚的地理结构、安全局势和民族心理结构等结合起来，也必须与南亚和印度洋的安全架构以及其所处的战略地位结合起来考察。朱翠萍认为，当前南亚的地缘政治格局呈现以下几个特征：第一，地理重要性与安全脆弱性并存是南亚地缘格局的一个主要特征；第二，不对称性权势结构与失衡性安全架构是影响南亚地缘政治裂痕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三，恐怖主义和民族极端主义交织是恶化南亚安全局势的主要根源。第四，域外大国参与是助推南亚战略竞争的一个主要诱因。
从解构南亚地缘政治格局的视角看，冯传禄认为，作为一个大致推论，或许可以说地理空间、权力结构、国家间关系模式（历史进程和现实互动状态），宗教文化因素，以及地区与域外国家战略关联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不仅外化于南亚地缘政治演绎，更也内嵌于南亚国家地缘政治思维，从而使此前南亚地缘政治格局显示出了相对稳定的结构及一些独具特色的形态。事实上，南亚域内国家关系结构呈现出一种非对称相互依赖的中心—外围结构，或者说国家互动模式是外围弱邦与中心强邻的地缘关系模式。总而言之，印度的强势崛起、域外大国战略捭阖、全球地缘政治重心东移、国际反恐形势、印度洋安全问题等等重大事态，共同驱动着南亚地区战略地位步入快速上升通道，而反过来其不断上升的战略地位又进一步吸引世界主要战略体在此展开复杂的战略博弈与竞合互动。
刘鹏分析了南亚地区的安全局势，他认为南亚安全格局的现状是以印度为中心的非对称性安全格局；同时南亚地区的国际组织发展滞后，但非国家行为体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却对地区安全格局有着显著的影响。“1947年结构”和“1962年结构”是影响南亚安全格局的结构性因素。随着新的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加入和决定安全结构的行为体间的博弈规则的变化，特别是印度邻国政策的调整，南亚安全格局在经历着缓慢的变化。在南亚安全格局中，中国是南亚地区重要的外部平衡者。南亚安全格局对“一带一路”在南亚的建设既有正面影响也有否面影响。为消除负面影响，更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国的南亚安全政策应是以保持南亚安全实力不过度失衡为基本原则，参加并促进南亚安全合作机制的提升，以实现南亚安全机制的民主化。
尽管“一带一路”在南亚方向进展明显，包括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成效显著、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取得进展、中国与南亚国家的投资合作潜力逐渐释放，但“一带一路”在南亚面临的挑战也不容忽视。张家栋认为“一带一路”在南亚方向至少面临以下风险：第一，政治风险是“一带一路”倡议所面临的主要威胁。“一带一路”是战略性倡议，启动和实施都主要依赖于各方意愿，对国际、国内政治形势高度敏感，包括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计划面临更大政治考验。第二，安全风险是影响实施积极性的主要因素。“一带一路”沿线的安全风险、尤其是非传统安全风险，有上升趋势。在南亚，尤其是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恐怖主义威胁等居高难下；中东、北非局势持续动荡，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仍然是主要威胁。安全风险还包括国家安全风险。在很多国家的双边或多边投资协定中，都包括有国家安全条款，对我国对外投资有时会造成重大潜在风险。第三，经济风险是影响“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因素。“一带一路”战略倡议下的投资项目，以重大基础设施为主。道路、桥梁、港口和电站等重大项目，在本质上属于公共产品范畴，投资周期长，赢利速度慢，很多需要国家补贴才能维持下去。这类项目往往引不起投资者的兴趣，需要双方政府的政策支持与财政支持。一旦政治波动，或经济状况出现问题，这种政策型项目会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与风险。第四，金融风险是影响“一带一路”实施效果的主要背景因素。随着石油大宗商品价格的持续低迷，“一带一路”沿线石油输出国家面临日益恶劣的金融环境，导致地区性经济低迷，对中国资金的单方向要求上升，造成中国金融负担过重，金融风险上升。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国家的金融秩序有动荡甚至是崩溃风险，有可能拖累我金融走出去的步伐。同时，一些国家的金融政策变化较快，造成我海外企业的困难与损失。这种金融不确定性，将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中国企业对相关国家的投资积极性。第五，环境和生态风险也很严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尤其是南亚、中亚和中东国家，很多生态环境脆弱，水资源等重要生产、生活资源匮乏，对“一带一路”倡议构成严重挑战，经常成为我相关项目实施中的障碍。
二、“一带一路”的印度难点与应对举措
在南亚国家中，孟加拉国、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尼泊尔都积极支持并愿意在“一带一路”框架之下与中国合作，唯有南亚大国印度对“一带一路”始终表现出疑虑和不信任。面对中国表现出的积极合作姿态，印度却总在左右摇摆。叶海林认为，观察一年多来的莫迪对华外交呈现出如下特点：第一，不关心中印双边关系的基本状态，不但如此，还动辄以中方在某一具体问题上的态度将会影响到两国关系的整体态势为由试图对中方施压；第二，不担心印度的进攻性姿态会招致中方的报复，连续对中方采用压迫式的外交语言；第三；不在乎双边关系的对等性质，不考虑中方如果遵循同样的“问题外交”思维，也能够提出相应的问题，要求印度做出澄清或者承诺；第四，不升级双方在具体问题上的分歧，印度对中国提出了多项要求，中方基本上没有给予正面回应，但印度并未由此采取进一步升级的动作，而是迅速调整方向，选择新的“问题”对中国展开外交攻势。朱翠萍认为，“一带一路”在南亚方向的推进，印度是最大的阻力。需要思考如何减轻甚至化解印度对“一带一路”的疑虑并避免由此产生战略误判，如何缓释印度对中国崛起的压力并激发互利共赢的合作动力，如何避免印度对中国与南亚小国合作的干扰。“一带一路”在南亚方向的印度难点，归根结底还是中印关系问题。要解决这个难点，需要双方共同的努力。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中印双方愿意付诸努力并采取行动，加强人文领域的沟通，寻求在经济与安全领域的合作，则合作产生的红利就一定能够外溢到政治领域并成为政治互信的润滑剂，最终推动中印关系向前发展。
关于印度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前景，叶海林认为，印度在中国与南亚地区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莫迪的对华心态也就是印度制定对待“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时的心理基础，莫迪心态的复杂性决定了印度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存在着自相矛盾之处，其具体政策应对也是摇摆不定的。但是，应该看到，莫迪政府对待“一带一路”的态度是经历了发展变化的过程的，且目前仍在调整之中，认为莫迪已经决定印度参与或者不参与“一带一路”的判断均为时尚早。
“解铃还须系铃人”。朱翠萍认为，中国在对印关系上，始终展现的是一种积极的姿态。中国领导人也在不同场合释放了合作的信号，展现出对印度的善意和信任。如果在印度的邻国都积极融入“一带一路”的情况下，印度坚持“鹤立独行”甚至“另辟蹊径”，把有限的精力和力量投入到削弱中国的实力以及应对中国的崛起，则只会消耗更多的内力，如此也是有悖于印度的长远利益和大国目标的实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印寻求广泛共识与互利合作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与各自的战略考量。只要中印双方愿意付诸努力并采取行动，加强人文领域的沟通，寻求在经济与安全领域的合作，则合作产生的红利就一定能够外溢到政治领域并成为政治互信的润滑剂，最终推动中印关系向前发展。
三、“一带一路”倡议在南亚方向的推进路径
关于如何推进“一带一路”在南亚方向的建设，胡仕胜认为，由于印巴关系的非正常化以及巴与其余多数南亚国家并不相联，中巴间的物理联通并不能惠及其余南亚国家；由于中国与不丹尚未建交，尚无跨境联通便利；由于中印边境争端及互信不足，中印之间也没有跨境路网联通。因此，中国与南亚腹地的联通主要依靠中尼公路。中印可以通过推进中尼印经济走廊对接“一带一路”倡议，而且目前推进走廊建设的时机已成熟。推进中尼印经济走廊可以填补跨喜马拉雅区域发展洼地的需求、平衡推进中国与南亚互联互通的需求、对外转移中国过剩产能的需求、稳步推进中印“更加紧密的发展合作伙伴关系”的需求、陆海对接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需求以及尝试突破南亚地缘安全困局的需求。然而，中尼印走廊建设不会一蹴而就，将不得不克服诸多挑战，如来自印度传统地缘政治思维的干扰、印度市场保护主义的干扰、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干扰。鉴此，在推进走廊建设的过程中，三国尤其是中国要有足够耐心与定力，要有通盘考量，既要考虑尼泊尔的承受力与接受度，也要考虑印度的敏感性与承受力。在逆全球化现象日益明显、自由贸易陷入低迷、保护主义与民粹主义又大行其道的今天，中印两个东方大国有理由、有义务主动担当，填补因美欧等西方国家的收缩甚至退出而形成的区域合作空白，为地区发展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与资源，拟议中的中尼印经济走廊建设既能极大地带动本区域的整体发展，又能充分展示中印两国“负责任新兴大国形象”。
也有学者认为， “一带一路”在南亚方向的建设路径，可以通过加强中国与主要国家的双边合作来推进。毕竟对致力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中国而言，鉴于南亚这里有中国迄今为止唯一的全天候战略伙伴巴基斯坦，也有与中国差不多同时崛起的地区强邻印度，还有阿富汗这样长期动荡并输出安全风险的亚洲心脏国家，以及其它几个与中国海洋联系日益紧密的印度洋岛国如斯里兰卡、马尔代夫，那么，中国如何与它们进行地缘互动，构建起良性国家关系网络是中国学者需要思考的紧迫问题。
林一鸣分析了“一带一路”下的中巴合作。他认为中巴两国发展战略高度相容，双边贸易升级需求迫切，经贸合作机遇广阔，包括：交通基建领域的公路铁路建设及相关的物流业，能源领域的发电项目、输配电基建、天然气及煤炭行业，投资与产能合作领域的汽车业、纺织业和中小企业合作。不过，两国经贸合作也面临一些挑战。政治上，受到巴基斯坦国内政治纷争掣肘及地缘博弈影响；经济上，巴基斯坦宏观经济比较脆弱，政策风险比较突出，电力行业存在系统性风险，项目执行也面临一些具体困难；安全上，中巴合作还受到暴力分离势力和宗教极端暴恐组织的直接或间接威胁。中方宜采取相应措施，稳妥防范、化解相关政治、经济与安全风险，全面推进中巴经贸合作。在两国战略关系的政治保障下，中巴经贸合作美好前景可期。
李艳芳分析了中国和斯里兰卡之间的经济合作潜力。她认为中斯寻找双边战略利益汇合点，进而根据双边供求安排，有助于重塑斯里兰卡的经济竞争优势，使中斯能在更高层面上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第一，中斯经济合作的基础扎实。近年来两国的贸易、投资、工程以及旅游合作等都呈现出上升势头，尤其2013年以来中国贷款建设的各项基础设施开始陆续完工，为中斯后续合作提供了基础便利；第二，中斯的新发展战略具有互补性。从双边的战略需求和供给能力看，中国能够为斯里兰卡提供中短期内无法被替代的大量资金投入，需要的是能够实现优势产业转移的对外发展合作模式；第三，中斯开展经济合作的意愿依然强烈。从斯里兰卡方面看，该国一直具有地缘区位优势，但这种优势一直没能发展为地缘政治、经济优势，原因是斯里兰卡在历史上一再错过了复兴与发展的机遇。面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斯里兰卡表现积极，西里塞纳领导的新政府高层也在各个场合主动表态愿意参与；第四，斯里兰卡的经济地理重塑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可以从三种发展理论标准对斯里兰卡进行可塑性衡量；第五，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积极进行产能转移合作，以亚投行、丝路基金作为金融保障对周边区域的经济地理和发展环境进行重塑等举措，为中斯经济关系重塑和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良机。此外，全球地缘经济中心向亚太转移，中、印崛起过程中的发展福利溢出，亚洲生产网络对南亚方向拓展的趋势等，也都是中斯两国开展经济合作的重要机遇。
此外，孟加拉国也是有条件支持“一带一路”的国家。杨怡爽认为，孟加拉国对维持经济增长和改善发展基础的高度需求，而中国也重视孟加拉国的良好发展潜力，但是，地缘外交压力、孟加拉国缺少共识的国内政治环境、困难重重的工业化进程等因素，将中孟两国的合作放在了非常复杂的环境之中。中孟虽然表达了加深合作的积极意愿，但双方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将意愿变为现实，依然取决于三个主要条件决定的合作空间大小，包括：孟加拉国的整体发展潜力和中孟加深合作的潜力有多大、孟加拉的主要需求、双方合作空间的拓展是否会受到外部条件的限制。同时，她认为推行“一带一路”或“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所遭遇的波折，也应当以平常心看待，谨防过于强调其中的战略因素，以免使纯经济性质的项目被更多别有用心者解读其意图，并为政治所绑架；相反，我们应当更加强调中孟合作对于提升孟加拉国计民生的实际作用，争取更多的早期收获项目，以实效换取更多的支持与认可，巩固双方的合作空间。
关于中缅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的可能性，刘务认为，作为中国邻国的缅甸，位于中国南下印度洋通道的重要地理位置，本可在“一带一路”建设上发挥重要作用，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中缅共建“一带一路”不但落后于中国的周边国家，甚至落后于一些中东欧国家。从官方的表态来看，民盟政府与吴登盛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立场基本是一致的。对外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是缅甸的发展机遇，希望能搭上“一带一路”建设的便车，利用“一带一路”可能提供的市场、基金和技术，促进缅甸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缅甸经济社会发展。但实际上对“一带一路”倡议抱有戒心，心存疑虑，对中缅共建“一带一路”保持谨慎态度。因此出现了缅甸领导人在重要场合发表声明支持或赞同“一带一路”倡议，但实际上中缅共建“一带一路”进展不大的局面。缅甸只有把经济发展作为主题，正确认识“一带一路”对缅甸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正确认识缅甸在“一带一路”中可能扮演的作用，中缅才能在“一带一路”建设上实现战略对接，缅甸也才能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支点国家。
四、结语
朱翠萍在总报告中写道，“一带一路”是中国政府在世界格局迅速变化与周边环境不确定性上升的情况下作出的一个确定性选择，是中国探索全球治理方式、谋求与沿线国家深化经济与安全合作的重要举措。中国是南亚最大的邻国，虽然南亚的市场需求潜力巨大，合作空间广阔，但相比东南亚和中亚等地区，中国与南亚之间合作面临更多难以克服的障碍。合作机遇的错失以及合作困境的形成，往往狭隘地受制于“地缘政治想象”以及由此导致的错误认知与观念冲突。南亚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战略地位、合作广度与深度，不仅取决于南亚自身的地缘政治结构、南亚在地区和世界格局中的位置，更取决于中国的地缘政治结构、中国在南亚的战略定位、战略诉求以及中国与南亚国家之间的互动。
虽然印度是“一带一路”在南亚方向的难点，但是印度依然是重要的，这一重要性并非由于它对于中国的国家安全带来的挑战或威胁。印度之于中国的重要性，首先由于它处于南亚次大陆中心的地理版图和居于北印度洋的中心位置，由此也使得印度在对印度洋周边国家尤其是南亚国家的影响上具有天然的优势，从而对中国与印度洋周边国家的合作带来的实质性影响。其次，由于印度的经济发展潜力以及中印合作之于亚洲崛起以及对世界格局变化带来的深远影响。这也是为什么，每当历史出现重大变化或国际政治格局甚至世界秩序出现重组趋势之时，中印合作的话题就会被提出来加以讨论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潜力难以实现的一个原因是，印度的对外发展战略即便是对外经济发展战略，特别是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也必须建立在对威胁的判断和战略环境的评估基础之上，难以离开地缘因素而进行考量。印度战略和精英界对于中国威胁的认知，伴随着各种事件的变化而此消彼长。这也是为什么印度对“一带一路”战略表现出“疑虑”，即便对已经上升到一轨层面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也明显持有戒心。
正如叶海林所言，中国能否消除印度的疑虑实际上并不取决于中国对印度的政策取向以及成效，而是“一带一路”在南亚其他国家所取得的具体成果。归根结底，“一带一路”建设的成败关键并不在于区域内外大国的阻挠，而在于中国和参与国合作的具体成果是否能够说服更多国家对“一带一路”抱有信心。同理，中国也没有必要反对印度参加“一带一路”，而是应该把选择权交给印度，让印度通过相对长时间的观察来评估“一带一路”的性质和作用，以做出最终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