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提到的“黄色”是代表农耕文明，而“蓝色“则代表的是面向大海的商贸文明。在大家的常识中，常常以黄色代表中华文明，以蓝色代表欧洲文明，前者是以农耕取胜，后者是以海上商贸取胜。但实际上任何文明都不是绝对的，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文明体，她的构成是复杂多样的，绝不是单一的。在中国黄色，代表黄河、长城、农业优先、大陆至上、命令式经济体制、儒家文官制度、漠视海洋世界。蓝色则意谓长江下游、市场经济、自给自足、文化互动、长距离贸易、迎向海洋。在中国的历史上这两种文明一直在博弈，前者是政府主导，自然场占上风，后者是以民间主导为主，当然常常被遮蔽。
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让我们不仅看到了中国在陆上丝绸的贡献，还看到了中国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贡献，同时，还看到了在人类早期全球化过程中中华文明所起的作用，和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对今天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是有巨大意义的。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全球化”这个名词就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各种媒体和学者们的文章中，大家似乎有一个共识，人类社会走向全球互动是从十五世纪欧洲地理大发现开始的，但事实上，在欧洲地理大发现之前，人类社会就开始了全球化的进程。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芬雷所认为的那样：“人类物质文化首度步向全球化，是在中国的主导下展开。”我们翻开历史就可以看到，人类社会最早的远距离贸易在中国汉代就开始了，那时中国的丝绸就通过路上的丝绸之路运送到了当时的古罗马。但真正的，具有更加广袤的世界性贸易网络，是内河的运输和海上远洋的运输发达以后才可能构成。因为水运比陆运更快速，量更大，也更安全。
人类远距离的大规模的海上物质交流很早就已经开始，但在六至七世纪这样的贸易的以加速，这是因为在那个时期，欧亚非大陆诸文明之间的格局由两个重大事件的出现而改变。第一个大事件：中国的黄河、长江以及这两大河流的支系，通过人工建造的大运河得以沟通，开辟了一条贯通全国的，既便宜又安全的水上通道，这一系列从春秋至隋朝开凿的人工河流，至隋唐朝得以修建完成。正如亚当•斯密所言：“各行各业可及的市场，因水运而扩大，此为陆运所不及。所以唯有在滨海地区以及可航行内河的沿岸，各类工业才会开始进行分工与改良。” 水运交通促进了中国商业的发达，同时也促使了中国手工生生产的进步。使其逐步成为当时的“世界手工业工场”。
如果说，隋唐时期中国大运河的出现是当时世界上的一个大事件，那么，与此同时出现的一个广泛的伊斯兰教的世界则是第二个大事件。7世纪时期，阿拉伯人征服接管波斯，此时伊斯兰势力在阿拉伯世界建立根基。接下来阿拉伯穆斯林征服了伊拉克、美索不达米亚、埃及等国家，造成从西亚到北非全面的统一在伊斯兰旗下。这样的统一体使这个地区变得日益强大，并以此为力量渗透到周边国家，从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两大文明的崛起形成了远距离财富交流的需求。
当时的中国由于大运河的开通，促使当时的各地生产的手工艺品得以运销到沿海港口，然后从东海、南海进入印度洋，然后到旧大陆各个国家，在当时主要是伊斯兰和佛教国家。如唐代出口白瓷、三彩制品和青花瓷的重要窑口巩县窑，其位置正处于洛水与黄河交汇的洛汭地带，这里曾是沟通北方大半个中国的漕运枢纽。这里溯洛水进入黄河东去，可抵郑州、开封，转入大运河向北直通华北大平原，由天津到朝鲜、日本；向南直达当时重要港埠、国内国际商贸城市扬州；再顺长江东去，可直航海外达东亚、南亚与中东地区。还有当时的长沙窑生产的釉下彩瓷器远销亚非不同的国家，其地理位置处于湘江附近，其产品从湘江到洞庭湖，然后达长江进入海外。当时著名的瓷器产地越窑，更是属于明州地区，明州是当时的重要港口，可以直通海外。正是这种便利的水运交通，让中国的瓷器通过国内的人工及河流运输到达沿海港口，到达内海然后穿过马六甲进入印度洋走向欧亚非大陆。
8世纪起，西亚船舶开始来到广州，大批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此定居。有各种外国货轮，每年均驶来广州与中国进行贸易。船高数丈，置梯以便上落，堆积宝货如山。每有蕃舶到港时，郡邑为之喧阗。可见当时的贸易，一方面是中国的商人内陆航运，另一方面是西亚等地的的商人在走进来将这些货物运往世界各地，形成的一种循环的流动，在旧大陆的亚非欧之间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商业网络，而这一商业网络的形成是在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主导下形成的。
到南宋女真建立的金国征服北中国，结束了宋王朝的第一阶段。接下来金国又击败契丹辽国，几乎切断了宋帝国与中亚的所有接触，从1126年至1279年蒙古灭宋为止，中国君主只能从长江之南、位于浙江杭州的临时国都，治理他们残存的帝国疆域，统治面积仅余原有中土的三分之二。北方强权横亘阻绝，丝路不再可及，南宋毅然转身，迎向海洋。1087年，继广州、杭州和明州以后，朝廷在泉州建立了第4个市舶司，从此泉州成为对外交流的中心。当时的中国承运商充分利用穆斯林商人的知识，开始加入海上贸易的队伍，最有代表性的有广东商人，浙江商人，福建商人。其中以福建商人的声誉最高，队伍最壮大。南宋时，皇家册封福建商人信仰的妈祖为天妃娘娘，让其成为所有海上运输商人们的保护神，一方面是代表了对福建商人业绩的肯定，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海上贸易的繁荣与商人队伍的壮大。
宋代经济繁荣，城市化得到加速，首都开封城市人口达到100余万，通过宋代画家张泽瑞画的清明上河图，让我们看到了当时开封的繁荣，同时画面中段主要描绘汴河上的虹桥码头区，那是属于名为“通济渠”的大运河，也说明大运河开通以后极大地促进了宋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海洋与文明”的作者林肯·佩恩在文章中写道：“在宋代，估计有600万中国人居住在城市里，大约占当时全世界城市人口的一半。”城市的发展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一方面是繁荣的城市生活需要有更丰富的商品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和日益富裕的生活。另一方面，城市的发展更利于手工业的生产，这些产品也需要有对应的城市来进行财富的交换。亚当·斯密曾认为宋代的中国由于手工业产量的增加，人口的增长，技术的孵化繁殖和各种发明创新的爆炸式涌现，使宋代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期——或者比同时代世界的任何地区——都更为繁荣富庶。正是因为这样的繁荣和富庶促进了当时的海外贸易，也是中国的手工业生产开始向沿海一带转移。以陶瓷业为例，当时江西的景德镇窑，江苏的宜兴窑，福建的德化窑，广东的潮州窑等等开始盛兴。
到元代不仅是水路交通，就是陆路交通也开始繁盛起来。但海陆还是更安全快捷，所以元代大量的商业贸易还是沿着唐宋时期的海道在进行。近年有关元时期的沉船遗址也不断被发现，北礁一号沉船遗物点，北礁三号沉船遗物点，大练一号沉船遗物点等，还有在朝鲜半岛发现的元新安沉船，都发现了大量当时运往海外的中国货物，包括瓷器，金属制品，石制品，木制品等。
我最近看到一本伊朗学者写的“丝绸之路”的著作，里面写道，在十九世纪欧洲工业产品席卷全球之前，中国的物质产品一直是世界最优良的商品，当时在海上和陆地上的丝绸之路中，商人们贩运的不仅是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还有铁器，铜器，漆器等，其中包括铜镜，铁锅，火钳都从中国购买过来。当时中国的物质文化影响了整个的旧大陆。即使到十五世纪以后，欧洲的商人也主要是以中国的物质产品的贩运为主，而且自那以后中国的物质产品才真正的被全球化了，不仅深入到了欧洲市场，还被欧洲人运送到美洲和大洋洲市场。因此，美国学者罗伯特·芬雷认为，从汉代一直到十九世纪初，中国都是世界经济的引擎。
通过研究，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了中国在历史上的海上贸易网络中的重要价值，因此，中国不仅是一个黄色的中国，也是一个蓝色的中国。有人会说，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不是由中国商人所主导的，所以和中国的关系不大。但大家不能否认的有两点：第一，阿拉伯、波斯和欧洲商人们与中国人做生意，只是在沿海城市，而贸易的产品却遍及中国，是谁将这些产品运送到港口的，当然是中国商人。第二点，在海外贸易的过程中大量是外国商人，但也不能否定有中国商人的参与，近年在中国的海域发现的一些中国宋代沉船，还有在韩国在印尼在波斯湾等地发现的沉船，不少被证明是中国的船只。在明代以前，中国的政府是不禁止中国的商人出海的，即使在明代以后，政府命令禁止中国商人出海，但仍然有不少的走私船只在冒险经商。现在我们看到的生活在东南亚一带的华人，许多人就是当年的中国商人被滞留在了那些地方。
最近，我看到一份资料显示，即使到了19世纪中期，欧洲商人一霸天下，机器轮船逐步在取代中国的木帆船的情况下，中国还有不上的帆船往来于中国和新加坡。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长期以来中国都处于某种可称为“黄色中国”对“蓝色中国”的紧张关系之中，尤其是明代以后的精英阶级单一的坚持大陆观点，使中国曾经有过的，海上贸易及物质文化对世界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辉煌被严严实实地遮蔽了。在一带一路的倡议影响整个世界格局变化的今天，我们需要重新阅读这一历史，读懂这一历史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文化的实质，这一实质就是中华文明的内涵是极其丰富的，不能仅以农业文明一而盖之，里面还包括了商贸文明，手工业文明等，其中还有很丰厚的物质文化领域的研究是我们以前关注得还不够的地方。尤其是中华文明在历史上是以何种方式与远距离的一些文明世界互动和互相影响，以形成了当今中国文化的种种特色等，这一方面的研究都是需要进一步挖掘的。所谓的文化自信首先要建立在对自己文化历史充分了解的基础上。
另外，“一带一路”的倡议不仅要让我们关注今天中国的发展，还需要我们去关注今天中国的发展和中国历史的关系是什么？任何文化的发展都是有基础的，我们只有对我们的基础部分越了解，我们才能对我们今天的发展有更深刻的思考。
